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教育民族志是教育研究者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教育民族志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教育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另一个是作为方法的教育民族志.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大致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步骤主要包括:确定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教育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生态变革与认识论反思

非遗运动、新冠肺炎疫情和虚拟世界及其叠加效应给民族艺术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非遗运动引起民族艺术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跃升,以及去地方化和风格杂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民族艺术的分类和集体性向个体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虚拟世界的进程;虚拟世界可能会引发民族艺术的镜像化创作,也会诱导研究者沉迷于网络调查。前者导致民族艺术创作的异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田野调查的意义建构。人类学是为人的研究,理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定位自己的目标。在人类价值世界遭受工具理性决定性入侵,面临精神数字化的当口,坚持具身性田野阵地,以艺术性民族志的方式挖掘经验智慧和生产意义,以此批判工具理性的侵略,守护人类自由精神家园,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天职。     

自传式民族志:概念、实施与特点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的传统研究模式遭遇种种诟病.受建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一些民族志者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个性化的尝试.自传体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国外近期相关论述,努力呈现这一新兴研究方法的相关概念、实施步骤及其特点.     

认知与民族志

人类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不直接表明的.人类学的诠释过程是民族志实践中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阐释也必须关照科学的传统,不能任由模糊的直觉来指引:运用认知科学,人们对于知识、对于行动的动机、对于研究对象的行动,都可以从一个明确与深思后的假设来分析;同时会让人们注意到田野中可能忽略的现象,或者至少可以做出不同的阐释.     

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告一段落。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全新审视,而"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考察个体的社会实践、社会展演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概念。本文参考了反思人类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加以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策略来说明"自我"得以展示的途径,目的在于探究"诗性"何以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     

海外民族志:反思、对话与文化自觉

面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费孝通晚年重提开展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并希望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拓展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时代,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一个以文化自觉为路径,在"各美其美"与本土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美人之美"与异文化对话来构建自身学术品格、拓展研究视界、并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局面的学术研究过程。唯有强调文化自觉,我们方能在经验与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自我与他者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拓展和推进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从而有效理解并应对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

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民族志的三重性:科学、反思与行动

科学民族志致力于客观描述遥远的他者,主客的分离折射出文明与野蛮的距离.现代性将散落在世界角落的文化卷入同一历史进程,并在与地方性的碰撞中创造出一个接触地带.当民族志转向这个接触地带时,民族志作者及其所置身的文化也将成为反思的对象.面对事实与建构、主位与客位、科学与艺术、中立与介入等二元对立状态,本文认为民族志研究应具有三重取向,即科学、反思与行动.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民族志视野中的古镇旅游——以云南官渡古镇为例

当下我国古镇游作为遗产旅游的一种类型越来越"热",这种将"古"(包括古迹、古旧、古风、遗址、遗俗等)与遗产事业相结合的旅游时尚,将文化遗产作为怀旧的对象,同时又将遗产变成一种消费资产。本文对古镇旅游的形制进行探讨,分析在后现代语境中古镇旅游为何会成为大众旅游的深层原因。本文以民族志的视野将云南官渡古镇作为实例进行分析,并简述遗产旅游的各种具身性(embodiment)体验。结合"家园遗产"概念对中国式的古迹观光态度进行阐述。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建构与解构：三部影视民族志作品的伦理实践

影视人类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学界开始反思其科学性和伦理性。通过《龙王出游》辅助申报片、壮族葬礼纪录片、《莫一大王》纪录片的拍摄过程描述,说明在影视民族志作品拍摄过程所面对的伦理困境,如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拍摄内容、叙事艺术和道德等,进而从真实、边界、关系、艺术等几个角度说明影视民族志作品的伦理实践,希望有助于影视人类学作品拍摄伦理的反思和理解。     

直观与理性的交融:艺术民族志书写初论

在当代学术思潮和技术手段背景下,艺术民族志书写要整体把握研究对象的文化体系,确立尊重研究对象的学术态度,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综合运用书面书写和声像技术等多种工具,实现透过艺术行为体验与"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的目标.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其后,基于主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立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构型,以格尔茨为主的解释人类学追寻的是事实的阐释,以拉比诺为先行者的后现代人类学追寻的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穿梭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对民族志进行反思与发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都可称为"主体民族志"。     

钱、劳动与社会角色——基于儿童图像世界的民族志

图像是重要的文化表征形式,也是儿童最熟悉的沟通方式,因此儿童图像世界的民族志研究可以成为了解儿童意义世界的重要方法。通过对一个傈僳族村寨儿童整体生活方式的田野调查和对儿童读图、画图、说图的参与式观察,文章发现儿童基于当地的生计方式建构了钱、父亲与未来自我的概念:他们洞察钱的生计逻辑,对父亲和未来自我的期待基于劳动的社会角色,对生产劳动性意义的分类更精致,消费审美性意义则存在“漂浮的能指”,意义编码的逻辑超越了固化的城乡差异。     

寿乡福地：巴马“候鸟人”群体的养生实践与具身体验

基于对广西巴马县坡月村的田野调查,论文讨论了当地候鸟人养生行为的内涵及治愈性体验的获得过程。巴马百岁老人和候鸟养生两种健康想象构成了养生实践的意义追求。生态的、科学的和替代医学的解释思路相互杂糅,形成了一套有关养生的知识体系。候鸟人通过一系列日常实践,在养生空间中管理身体、调整自我、构建新的生活,在身心状态的更新过渡中,身体的治愈性体验也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