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需求与供给二次分工的平台——基于"宁波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的研究

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出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政府传统的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模式已难以覆盖.本文以"宁波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及其运行的"公益项目对接大集市"为研究对象,探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定位与作用;分析宁波公益集市服务链的运行过程与机制;研究支持型社会组织对其他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功能的平衡;探索支持型社会组织通过自身能力建设实现其功能的途径.研究发现,以支持型社会组织为平台的"公共服务生产二次分工",将是实现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再勾兑的有效途径.     

国家模式及其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影响分析--以中国、德国和美国为例

本文以中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为例，分析对比三个国家国家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对社会政策、第三部门和社会工作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国家模式直接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体系的构建。德国是保守型福利国家，较强的国家性、理论性和立法性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职业化的社会工作，第三部门以公益原则为主；美国是自由经济型国家，较弱的国家性、较强的社会性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造就了局限于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以私立慈善组织和教会为主体的高度职业化的社会工作，第三部门以自愿原则为主；中国转型期的国家模式较为特殊，是一种同时具有福利国家和自由经济型国家特征的中央集中管理型国家，较强的国家性和较弱的社会性决定了第三部门和社会工作“以国家为本”、“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向。分析也表明，中国社会工作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宏观层面建立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基础。     

组织联合与价值定位:对支持型社会组织规模化发展过程的分析

公益规模化是当前公益领域新兴的一种发展理念,大批社会组织正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身的公益产品(项目),以期大规模解决社会问题.本文以"NW性教育支持平台"这一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项目规模化推广为例,讨论层级组织联合现象中的新机制.研究表明,该机构建构了层级组织间的联合这一推进项目规模化的实践路径,具有多层级合作、间接与政府互动的新特征.但由于联合模式存在诸多问题,NW不得不进行联合模式调整,并在此过程中明确了组织价值定位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作为规模化项目的管理者,该机构无法忽视层级组织之间存在着发展逻辑差异的现实,这亟须机构明确自身在知识和技术层面的价值优势.基于此,机构才能通过调整组织联合模式实现组织间的价值互补,推进组织的规模化目标.最后,本研究为重新审视政社关系理论提供契机.本文认为,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地位,政府需要重视层级社会组织间的价值定位机制,特别是将支持型社会组织从更高层面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能力纳入制度设计的考量之中.     

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做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家人

2021年,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会)继续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引领、服务凝聚、整合资源、协调关系、代表利益五大功能,推动全区1053家社会组织、124个党组织、2000余名党员、2万余名从业者参与"国际静安、卓越城区"建设不懈努力.     

论社区服务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构——以北京市96156社区服务模式为例

公益化还是市场化在社区服务理论和实践中争论不休,二者分别强调国家和市场在社区服务中的功能与优势。但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来看,国家、市场以及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三者良性互构、优势互补的复合治理,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本文以北京市96156社区服务模式为例,分析了这种新型社区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以及其中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组织、市场与社会组织以及三者之间的互构关系。其中,信息化技术为这种复合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构建面向"两型"社会建设的公共治理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但关于"两型社会"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理论都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两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即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看作是硬币的两面,其内核是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在理论上是经济学中内部性和外部性转化和消除的问题,实践上则是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容的问题.本文认为,随着"两型"社会推进,为了继续平衡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类正在尝试协调和整合两种政府治理环境的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无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呈现出不足;因此,作者提出统筹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将综合原有模式的优点和弥补二者缺点,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政策体系构建:以宁波市为例

宁波市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方面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体系"。第一是构建合理的社会组织生态体系,第二是建立多层次的评价体系,第三是形成有力的政策推进体系。宁波市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对现有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方面的理论模型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种新的模式——"政策体系型"模式——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更能够指导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以"中间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涌现出大量的社团组织,在学者的研究中往往被称为"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等.在社会学理论传统和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中间社会"这样一个中观的理论概念,其目的在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审视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借以思考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问题,这对社会学理论本身是一种推动,同时"中间社会"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实践内涵,有助于结合社会实践的具体情景思考中国社会进入后单位时期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问题.     

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以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为例

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组织获得了生长的契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转型带来的全面变革使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北京市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契机,对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了分类负责模式的探索。     

2021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

为更好地盘点2021年度工作,展示社会组织风貌,激发和引领广大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按照"突出政治性、体现重要性、注重导向性、兼顾全面性"的原则,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推选出"2021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以时间为序).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国家-社会"视野中,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为社会工作营造了引入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前提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工作在教会组织的慈善和福利事业、国内本土的社会组织、国内的高等教育三个领域内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夹缝生存"的状态;在民国后期,其合法性的获得在于被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纳入到"社会建设"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互动框架中,"社会工作"成为国家治理工具。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新型城市化发展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新型城市化条件下,社会管理体制与一般城市化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本文在分析新型城市化条件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及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重点探寻了从物本型社会管理向人本型社会管理转型,从行政型社会管理向"法治型"社会管理推进,从强制型社会管理向自觉型社会管理演化等新型城市化条件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具体途径。     

中国城市社区的公民社会建设:一条新路径的考察

在中国城市社区,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着手进行的,但可以从理论上与实践中看到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条途径,其起点就是社区内更"草根"化的结社组织。从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区内的草根结社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大不相同的结果。自治组织更容易突出国家与社会消长性的权力关系,而从结社组织出发,可以引导出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建立自治组织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苛刻,而从结社组织入手,能够培育人们的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提高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含量。     

市民社会的源始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变革

黑格尔依循理性是世界的"灵魂"和"本性"的原则要求,设计了伦理精神由低而高的发展行程,从"特殊的人"和"普遍性的形式"两个方面论证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把市民社会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区别开来.马克思深入现实生活世界,启明了市民社会的原初基础,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向度阐释市民社会,在关乎问题理解之根本的原则高度,与旧哲学进行了明确划界,由此实现了思想史的革命变革.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政治文明探析

从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构建互动平衡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历史检讨的结果表明:对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急需构建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以此为基点,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必将产生,也势必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管理视角下的民众诉求渠道疏导机制探析——以“万警进社区”和“义马模式”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群体利益分化日益显著,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同时,民众表达自身诉求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我国尚缺少合理的、畅通的、制度化的诉求渠道,社会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工作理念也有待提高。因此,本文主要从对郑州市"万警进社区"活动及信访工作的"义马模式"的分析出发,表明完善民众诉求渠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在理清民众诉求渠道与社会管理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健全民众诉求渠道的可行的路径,主要包括坚持贴近群众原则、引入社会工作方法、培育社会组织,以及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等。     

枢纽型社会组织:偏差调适与发展

当前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转中存在种种偏差,本文在广州市共青团实证调研的基础之上,分析当前枢纽型社会组织存在的行为和目标偏差,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淡化了社会组织的自主色彩,管理边界与权限不明引起社会组织认同不足,管理服务能力不足导致社会组织提升有限,政治引领与服务支持失衡引发社会组织错位发展等等,基于此提出应对之策。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研究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有烟台模式、苏南模式、青岛模式和苏州模式这四种典型模式.烟台模式是"以政府倡导和扶持为特征的准商业保险"的模式;苏南模式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的模式;青岛模式是"以政府扶持和有限补助为特征的行政支持"的模式;苏州模式是"以政府高补贴为特征的福利社保"的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发展路径应该如下:烟台模式应该淘汰;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但是对社区的经济要求比较高;青岛模式和苏州模式可以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两个阶段的不同模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是广东中山市"个人缴费+集体经济组织+政府补贴"和北京大兴"个人缴费+政府补贴".两种个案制度本身的发展以及推广均需要依赖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目前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有三种试点模式创新.创新一是建立待遇调整机制,创新二是建立保底弹性计发办法,创新三是拓宽个人账户的发展功能.模式选择需要具体考虑三条原则:强化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原则;划分区域区别对待原则;农民群体收入差异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