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与少数民族市马交易考述

宋代四川作为市马要区,乃国朝马匹之源与马政建设之重心。宋廷在四川设置完备的市马机构,并对贸易规格、流程诸事项作了详尽的规定。四川市马民族繁多,马匹种类、良莠亦各异。交易中虽间或有弊,但在军队建设、巩固边防、增进民族团结、开发边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代西北马政考略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骁勇剽悍的骑兵是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军马的来源就特别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从汉唐至宋元,皆是如此,明朝总结历代马政制度之长,规制尤为缜密。明宣宗曾告诫大臣们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更是把马政提到了军国大政的高度。西北沿边向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而陕甘地区既是明王朝军事戍防重地,又是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经济交往的通道,具有多民族杂居和农牧混合经济的特点。因此,与内地相比,西北马政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人杨廷和曾这样评价:“边守之务,西北为重,而陕居其半。三边之用,兵马为急,马居其半。陕之马,或取之监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     

明代世仆简论

<正> 阅读明代奴仆问题的史料,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世仆的数量大大增加。所谓世仆,是指那些世代继承奴仆身份和劳役、隶属于主人的奴仆。世仆并不是明代才有的,但明代确是世仆制大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奴仆的世仆化倾向。在明末清初的“奴变”风潮中,有的地区奴仆提出“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的口号,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世仆制,充分反映出明代世仆制已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拟从世仆的来源、身份地位、发展原因三个方面对明代世仆问题作一初步探索,就教于各位师友。     

明代宁夏屯田述论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屯田史上最称发达的时期。自洪武至崇祯,历代屯田均以“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现将地处西北重地的宁夏屯田作一述论,既可了解宁夏屯田的状况,又可概观西北乃至全国屯田的一般状况。明代之宁夏屯田,就其分期与制度来讲,与全国各地的屯田无大区别,但又有其特殊点。就有明一代屯田的分期而言,史学界均奉王毓铨先生《明代的军屯》所提出的观点:“洪武、永乐间各种制度都比较严明,而且这个时期正在大兴屯田,也是明代军屯最盛的时期。”“宣德以后日趋隳坏,到万历年间,屯军逃亡,屯田抛荒。”这一分期法系针对全国军屯而言,是合理的和科学的。而宁夏屯田的分期是否也如此呢?我们认为,宁夏的屯田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8～2003年国内明代宁夏研究综述

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镇 ,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明代的西北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1978～ 2 0 0 3年间大批与此有关的学术论文问世。对明代宁夏的政治研究中 ,军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政策及其他所占比例较小。对明代宁夏经济的研究 ,涉及屯田、官牧、水利、马政马市、农牧业、土地、西北城市、粮食作物等 ,研究面较广。对明代宁夏文化的研究 ,则集中在佛教、方志、教育等方面     

宁夏境内明代万里长城遗迹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统一全国。一部分蒙古人留在中原,从事农业生产;另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入漠北,与原居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起,继续与明朝廷进行对抗。明王朝自建国之初,就参酌历代兵制,创立了卫所制度,并且在西北边防大力经营长城。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游牧于北方的鞑靼、瓦刺等蒙古部落相继兴起,侵扰边境,杀掠人畜,对北方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明王朝为加强北部边防,不仅加紧了长城的修筑步伐,还沿着边防线,先后设立九镇,号称九边,派驻重兵进行守御。明代的沿边九镇,宁夏有其二,即宁夏镇与固原镇(又称陕西镇)。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宁夏,在西北边防中的军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明弘治以后,蒙古火筛、小王子等部落入据河套,西北边防更加紧要,明朝廷派出重臣,总制榆林(又称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事,总制府驻节固原。     

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考

明代西域回回的入附中原问题,是有明一代极为重要的西北边疆民族问题之一。薛文波先生在其《明代与回民之关系》与《我国西北地区何以穆斯林居多》①两文中稍涉一二。其前文中《明初拒绝外族内徙》一节,云:“明初,感于元代异族之压迫,故惟恐异族昌炽,不特严分种族畛域,而使已定居之外族不能伸张其势力,外族内徙者亦受限制。”遂仅以洪武中明太祖遣撒马儿罕商旅返国一事为据②,断然定论,悖左史实,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即爰此发韧,非敢求疵于前辈,仅略述明代西域回回入附始末,冀以引起史界同仁的关注。     

易堂情本诗学及其理论建构

明清鼎革之际,易堂九子崛起于赣南,蜚声天下,于学术、文学俱有建树.易堂论诗,以“真情”为本,倡导“自标风概,自具机柚”的“真诗”之说,既吸收了明代性灵诗学的精髓,又力避其弊,以正“品”而矫其或泛滥失统、或幽邃险涩之弊;同时也对明代的模拟之风予以针砭廓清.以情本论为核心,他们对诗歌之如何“发生”做出阐发,提出“感兴”论,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感兴”有二义:一为“有为而为”,一为“无待而起兴”,前者强调诗歌的温柔敦厚,后者强调“自鸣之意”,即诗人的一己情怀.易堂诸子的情本诗学,本末兼重,视野融通,体现了鼎革之际诗学发展的新趋向.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

官商制度,即封建国家利用政治强权控制商业贸易的一种制度,长期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所奉行不替,其控制之有力,规模之庞大,制度之严密,时间之长久,也为世界各国封建史上所仅有,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的“大司农”,唐代的“少府监”。北宋的“博买务”,宋、明的“市舶司”,明代的“领市司”、清代的“十三行”等等,都是推行这种官商制度的设施。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颇具特色,本文试作浅析。     

江门心学简述

《明史·儒林传序》在概述明代学术思想演变时说: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未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卷二八二)     

论明代军队中家丁的特点与地位

明代中后期,明初实行的卫所制逐渐弛废,募兵制代之而起。与此同时,军队中私养家丁的现象日趋严重,并很快盛行,直至明后期发展成为与募兵制度并行的家丁制度。从明中叶至明末,家丁大批使用于边防战场上,这些人在明代军队中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地位。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     

明版图书与甘肃省图书馆之收藏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朝代 ,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高峰。明代的刻书事业十分发达 ,其雕镂之精 ,种类之多 ,在整个中国雕版印刷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概述了明版图书以及甘肃省图书馆的收藏情况。     

薛仲赤簠“走马”新证

传世文献记载薛国贵族在夏商时期担任主管车马的官职,薛仲赤簠铭文可证薛国贵族在周代世袭担任"走马"一职。金文"走马"是"师"的属官,主管马政,无战事时训练作战马匹,战时出征,是西周时期由贵族担任的重要武官,并非《周礼》中低级官吏之趣马,但与《诗经》《尚书》之"趣马"相合。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简牍所见秦马政

马政是国家用行政手段管理马匹的饲养、使用等行为的简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控制经济的历史特点,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点。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其马政的具体情况如何？以前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随着近几年简牍资料的丰富,为我们对秦马政的充分认识提供了一个契机。     

清初茶马制度论略

文章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对顺治年间的茶马制度进行了论述。唐宋以来，茶马互市作为内地汉族农业区与西北少数民族游牧区之间经济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经历了从兴起到发展的历程，至明代而趋兴盛。然而经过明末的社会动乱，茶产凋敝，册籍荡然，茶缺牧空，商旅裹足。清初统治者出于军事政治需要对茶法、马政极为重视，整顿和恢复茶课制度，严密管理制度，优恤茶商，以济茶运，因时调剂，以应战马之需，从而保证了茶马交易迅速恢复和持续发展，对清初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一清及其《阁谕录》论略

对明代中期历史的研究,我们似不应忽略杨一清。他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并于正德十年及嘉靖五年两次入阁,担任过户部、吏部尚书等要职;两次总制三边(延绥、宁夏、甘肃)军务,对明代北边防务及明代川陕茶马贸易和马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著《阁谕录》一书,涉及嘉靖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边务、选举用人、赋役科派、农民起义等诸多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研究嘉靖年间社会历史及西北史的必备之书。     

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

一“马政”一词最早见于《札记·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该书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则萌芽于商代.商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传说相土(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用以负重.“商代立国后,继续大量驯养六畜,而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以其作为祭     

明代罚俸制度述论

官俸是国家付给官吏的报酬。罚俸是一种行政处分。罚俸制度是为着强化皇权、驾驭百官,也是为着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明代封建统治者在谋求治国理民的策略中,总结了历代罚俸制度的经验教训,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了这一制度,探讨明代罚俸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其得失,有助于全面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 有明一代,历时二百七十余年。由明政府制定颁行的罚俸政策前后不尽相同,依据罚俸原因划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上书论劾忤旨的处罚。明代历任皇帝无不提倡官吏上书言事,不仅明确提出:“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匿,皆得言之”,而且还把能否直言作为鉴别官吏忠不忠的重要标准,宣称“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可是,有不少官吏则往往因其建言论劾不合朝廷的心意而受到罚俸的处分。此类情形,可分为下述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