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诗学选择

日常生活既是审美概念,也是个时代概念。鲁迅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意义。日常生活参与了历史的重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透视和烛照了国民劣根性及民族国家的原型。鲁迅也许是在拜献,但也未必不是解构,以暗寓日常生活的崛起。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由事实与精神两部分构成。杨贵妃这一符码所能提供的语义场或交往空间本身就是日常生活广场的现代投影。历史小说的灵魂仍是它在日常生活上的动力和潜力。从鲁迅到郭沫若的历史小说观虽有微异,但在直逼现实的日常生活维度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茅盾有意保留"历史小品"这一概念,以别于历史小说的规定。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型得益于历史观的变化,也就是说,存在感和认识论影响了新的历史小说模式的生成。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论李劼人历史小说的现代模式

将日常生活体验阑入历史并非李劼人的独创,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历史小说已凸显日常生活的价值,但李劼人无疑更具开拓性,他的"大河小说"系列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日常生活、展示地域风俗等方面,都突破了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模式,创造了历史小说新的精神特质和艺术价值。但其历史叙事模式,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主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长篇小说或有李劼人书写日常生活的形式,而当代历史小说,则基本回复到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套路上。     

郭沫若历史小说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郭沫若历史小说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进行了探讨。一是作者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二是在历史人物身上倾注作者的理想和政治倾向;三是在描绘历史人物形象时流露出诗情诗意,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渗入主观情感活动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的色彩,再现出历史精神。     

郭沫若和鲁迅历史小说的美学比较

历史上有些偶然现象的出现是颇引人思味的。一九二二年冬,鲁迅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历经十多年,创作了八篇历史小说,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结集为《故事新编》出版。郭沫若稍后于鲁迅,于一九二三年夏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鹓(?)》(后改名《漆园吏游梁》),也是历经十多年,创作了九篇历史小说,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将其中六篇结集为《豕蹄》出版。长期以来,人们已注意到对鲁迅的《故事新编》的研究,但是,却很少注意到对郭沫若的《豕蹄》的研究。至于将这两部创作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小说集,加以美学的比较研究,则迄今未有见到。下面,我们就从美学的角度,将两人的历史小说进行一些比较,并从中探讨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     

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是五四文化转型与历史观念革命的产物。其时引人注目的历史小说仅有数篇。这些作品多出自名家之手,体现了上述作家的历史观念与文学追求,显示了历史小说创作广阔的艺术空间,在历史小说创作的若干重要问题上,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历史小说:定义、理论背景及文学渊源

对新历史小说定义的相关界定进行了综述,阐述了“历史”的3种形态,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内容,指出西方当代历史哲学思想是新历史小说产生的理论背景;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的区别;新历史小说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渊源。认为新历史小说是从历史小叙事的视角来讲述近、现代民间历史生活,表达“个人自我心中的历史”的一类小说。     

"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较研究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中的主要构成因素都是历史,具体来说是中共革命史,但由于写作年代的不同,取材于同一段历史生活,同样描写并包含着时代精神的两代作家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服务方向和对象却大相径庭。革命历史小说在总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认识现实,并强调作品对总的政治路线的服务性;而新历史小说以不违背政治路线为基准,通过作品自由表达创作个体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体验。     

“十七年”文学生产机制的文本性解读——评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

郭剑敏专著《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对1949年到1966年间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生成进行深入的探究。著作以在研究"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生成机制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和解析这些作品的生成过程及其所承载着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论著虽然是以建国后"十七年"中的革命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但这种研究方式对观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运作也不无启示意义。     

现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发生——以吴趼人、曾朴为例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在引进新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同时也促使历史小说开始向现代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吴趼人是第一个对传统历史演义进行历史小说转化的作家,曾朴则是第一个从事全景式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他们为现代历史小说开创了最为基本的两种形式。     

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苦难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述了大量的苦难,但是苦难向文字转换时处于严重的失重状态.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深刻地制约了苦难叙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苦难叙事的终极指向是在历史理性和集体主义支撑下展开的,其失重状态的原因就是历史理性与集体主义对人的遮蔽和忽略.     

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观的流变

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小说中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观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主流观念是讲述革命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反封建;80年代后期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一种文化历史观;此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消失后,它对近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继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高峰中的逆现象——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矛盾现象检索

郭沫若在诗歌、戏剧、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存在诸多相逆现象 :诗歌形式与内容相悖、抒情性与蕴藉性相逆 ,戏剧中仆人与主人、生与死、“为艺术”与“为政治”、“人情”与“人性”相逆 ,历史小说中呈现混沌性与清晰性相逆现象。这些逆现象是时代的相逆与个人的相逆相结合的产物。     

对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沉思与表达--兼论李洱长篇小说《花腔》

文章认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革命历史小说"承载着过于沉重的意识形态功能,因而并未能有效地还原表现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的真实景况。此种情形在"新历史小说"中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李洱的《花腔》便是一部相当杰出的在立体整合的意义上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全部复杂关系进行沉思与表达的长篇小说。     

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在我校召开“鲁迅、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学术讨论会

1992年11月16日,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卓越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郭沫若百周年诞辰,缅怀他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化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于1992年11月28日到30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了题为“鲁迅、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的学术讨论会。     

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叙事与本体演变

中国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真正走向繁荣发达则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这些历史题材小说的内部构成,包括了"传统型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三大板块.就纵向来看,大体经历了"爆发期"、"过渡期"、"多元复合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

新革命历史小说以个人化、民间化视野颠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阶级性、正史性,重新还原革命历史中的个体英雄主义,其畅销原因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现实焦虑与怀旧情结的互动、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大国气象的强势体现、个人梦想的奋斗等值体现。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则表现在:消解阶级对立,革命者革命初衷不纯,男权中心视域下的欲望化凝视,重新强化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悲剧美学的书写。因此,革命英雄们不仅重情重义,还具有草莽英雄的匪气和霸气,这导致他们在和平年代没有生命的皈依感,为了缓解英雄情结的焦虑,不得不通过日常生活的军事化替代来进行自我满足。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     

略论郭沫若的《恢复》

《恢复》是郭沫若同志前期诗歌创作的最后一本诗集,也是他基本上完成了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创作的第一本诗集.无论从这本诗集的内容和形式看,或是从它在诗人解放前的全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来看,《恢复》都不愧是郭沫若诗歌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①《恢复》正是郭沫若同志作为革命诗人、革命战士,用他的笔作为锐利的武器,为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冲锋陷阵而留下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