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的争议及其才能质疑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诸葛亮“首倡分裂合法说”质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认识努力纠正以前美化诸葛亮的评价倾向的偏颇。但矫枉过正,近来乃有诬毁诸葛亮为分裂合法的首倡者,是历史罪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谬误在一不顾历史事实,二将现代国际法观念强加于古代。     

略论诸葛亮的北伐

蜀建兴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27至234年),诸葛亮在他一生的最后八个年头中,先后六次用兵曹魏。建兴十二年,他率军进驻武功(长安西)的五丈原,病死军中。是为诸葛亮的北伐。本文拟就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性质及其后果,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以求教于史界前辈。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浅论诸葛亮从“隆中对”到北伐战略思想的得失

诸葛亮,这位青年时代栖身于山林的“村夫”,竟能在刘备拜访他的短暂时刻里筹划出一个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不但倾倒了刘备,激发了这位汉室苗嫡图谋霸业的雄心活力,就是在今天,我们还为这一对策的远见喝采不已。诸葛亮由此取得了刘备的信赖,成为主宰刘备集团的中坚人物,而刘备死后,他实际是蜀汉政权的最高驾驭者。     

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间序列考证

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攻伐魏国的陇右地带.其出兵的时间下限是一月二十三日,攻祁山的时间下限是二月五日,失街亭的时间下限是二月十二日,退兵的时间下限是二月二十七日.史载魏明帝于二月十七日来到长安,四月初八日回到洛阳,这是个重要的时间坐标.     

评诸葛亮北伐的战略错误

诸葛壳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在他27年的政治生涯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他是兼功过于一身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一再褒奖,由于一些史学家的溢美,由于罗贯中的精心虚构与夸张,由于民间艺人的辗转粉饰和渲染,逐渐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完美无缺、一贯正确的神圣人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简直成为智慧与正义的象征了。这个经过美化并神化了的艺术形象,虽然颇合“高大全”的创作标准,但却有失历史真实,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依据真实的史料,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近年来,史学界同仁写了不少重评诸葛亮的文章,笔者也不揣浅陋,     

诸葛亮北出五丈原取道城固小河口说质疑

公元234年(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魏明帝曹睿青龙二年)旧历二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十万,从汉中北出斜谷,发动了对曹魏的最后一战,即著名的五丈原之战。为了争取这次战争的胜利,诸葛亮曾作了两年多的准备。《三国志·蜀志·后主(禅)纪》说:“(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教兵讲武。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但是,关于这次进军的具体路线,史书却没有作明确交代。     

从“兴复汉室”到夺取凉州——诸葛亮“北伐”新论

诸葛亮为“兴复汉室”而进行的北伐，因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悬殊，注定不能成功。诸葛亮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因为北伐的目的，除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低级目标即夺取凉州，借以增大蜀国的疆域和国力。     

诸葛亮北伐失败与魏延有关?

正说到诸葛亮北伐不成,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物,那就是魏延。在小说里,诸葛亮一直看魏延不顺眼,还是在长沙的时候,就要砍魏将军的头,说他反骨。其实这个情节是瞎掰的。魏延是当时蜀国军事上的顶梁柱,刘备很器重他,战略要地汉中需要一位名将当太守,大家以为是张飞,结果刘备却选定的是魏延。刘备问他凭什么守住蜀国的门户——汉中。魏延回答得很铿锵: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曾国藩“汉奸”说质疑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人物。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里,不同的阶级对他作出了不同的评价。由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提出了一套思想、理论。所以,被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描绘成可与“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相媲美的“中兴名臣”。被反动统治者视为“圣贤”、“楷模”。辛亥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宣传中,有人斥责曾国藩是屠杀同胞,不明民族大义的汉奸。抗日战争后期,曾国藩又一次被戴上了“汉奸刽子手”的“帽子”。新中国成立     

王国维“境界说”质疑

王国维"境界论"立足于康德、叔本华的意志论,而不是中国的心性之学,这种理论并没有接上中国文论传统,更非"探本"之论,因为它没能接触到人格修养,缺乏对中国艺术教化功能的关注.     

“文艺中介”说质疑

“文艺中介”说,这是文艺理论研究中颇具影响的观点。迄今,不少文艺论著在论及文艺的功能时,仍然承袭着这一观点。认为一定的文学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必定要通过政治等‘中介’因素来实现”,并断定“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     

“之”的介词说质疑

古汉语中间于定语和中心词的“之”,在词类的归属问题上,语法界长期存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从具休的语言实际出发,“之”的语法意义、语法功能都很不同于一般的介词,它们之间小同大异,把“之”归入介词是勉强的。“之”是结构助词,它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结构助词“的“。而不是介词。     

“艺术起源于劳动”说质疑

长期以来,“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以下简称“劳动说”)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加以肯定。我认为,“劳动说”有两大缺陷:第一,在强调艺术起源的社会根源时完全忽视了它的自然的、生理的根源;第二,没有从人类全部社会实践中考察艺术的社会     

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

在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完成”说。除了姚文元、石一歌之流对鲁迅思想的诬蔑需作专门批判外,在人民内部,计有:(1),一九三○年“完成”说。此说主张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发生质变,经过二七、二八、二九将近三年的过渡期,一九三○年初转变“完成”,鲁迅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列主义者。(2)、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完成”说。此说亦主张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世界观发生质变,经过二八年上半年和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于二八年下半年转变“完成”。(3)、一九二七年     

“衣”字活用说质疑

针对目前一些古汉语教材将“衣”字带宾语或受副词修饰作谓语中心的用法视为“词类活用”的问题,文章引用了大量例证来说明“衣” 字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绝不是临时的、个别的现象,因此,“衣” 字在古汉语中应当是一个兼有名词和动词语法特点的兼类词。文章还分析了“衣” 字活用说产生的原因,提出严格界定活用与兼美的标准的建议。     

王国维“殉文化说”质疑

王国维自沉是王氏晚年遭受意外打击的一种生存反应。“殉文化说”对审美文化理解的误区在于割裂了文化的延续形态和连续体性质。王国维生活在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冲撞并在被动中接受西方文化之时,他由主动迎合变法而译介西方文化到晚年以保守主义固步自封,最终又为家事...     

卫绾“罢黜百家”说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王坚“收复兴元”说质疑

《中国通史》第五册在叙述战功卓著的合州守将王坚的事迹时,说他“一二五二年,曾出兵打败蒙古军,收复兴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通史组编,第424,425页)最近再版的《钓鱼城史实考察》也说;“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王坚并收复了兴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第16页)在张森楷编修的民国《合川县志》里,也有类似的记载:“王坚,□□人,淳祐十二年,以武功大夫收复兴元有功,转遥郡团练使.”(卷33《名宦志》)联系当时历史实际来考察,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