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在戊戍变法中以改良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一度高唱“革命排满”主张。因此,郭沫若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则斥责他“口谈革命……而为保皇之中坚”。那么,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梁启超的善变与不变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在保皇抑或革命上,曾表现出极大的徘徊与反复;他在对待西方现代性文 化上亦如此。本文从这种“善变”入手,分析其“不变”,洞察其用心,期望对当下中国产生启迪意义。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对康有为后期策动武装勤王的再评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以保皇为职志,发动了一场武装勤王斗争,欲再次利用光绪皇帝的力量以行维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度的事业。然而康有为的努力破产了,因而招来了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指责。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康有为这些作为?笔者不揣冒昧,提出粗浅想法。一、对保皇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戊戌政变刚刚发生,孙中山即把康有为、梁启超视为改造中国的同党,派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分别前往香港和天津,营救他们脱险。陈少白还在台湾组织兴中会员,为谭嗣同等人的死难举行追悼会。康、梁等人到日本后,孙中山他们更是一再努力联合反清之事,陈少白亲到康有为住所,痛言“满清政治已不可救药”,     

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

在清帝逊位之后,康梁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以“国民党”名义重组海外党众,争取政党政治的主动性。海外各埠党众接令后反应不一,既有积极响应以符合民国肇建的政治趋势者,如澳大利亚悉尼党众,又有反应迟疑、改组不顺者,如加拿大温哥华总会。总体而言,康梁重组国民党以挽救海外党务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且在国内发展党务时仍坚持海外、海内两分的组织形式,未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各行其是,甚至梁启超回国后新组的进步党亦有侵夺海外国民党党众之势。随着革命派亦以“国民党”之名竞逐国内政权,康梁一派的“国民党”落寞退出历史舞台。     

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借助日文大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因而思想大变,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辗转日本和加拿大,思想停滞保守,在海外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称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自此,康、梁思想日趋分歧。为了进一步探讨戊戌后到一九○二年间康、梁在海外活动的思想脉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就正于同志们。     

“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     

关于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是否商品的问题

关于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資料是否商品的問題,在討論中意見分歧,目前主要有下面两种对立的意見。第一种意見:認为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資料是商品。他們的主要根据是:在实行經济核算的条件下,生产資料在国营企业內部流通还必須通过合同和买卖形式,即还需要计价、付款。因此,他們断定在国內流通的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資料是商品。第二种意見:認为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資料,在国內流通虽然还要計价、付款,经过“买卖”形式,但本貭上已不是商品,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形式(或外壳)。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国营企业內部的产品調撥,并不轉移产品的所有权,計价、付款只是为了計算企业的盈亏。因此,他們断定国内流通的生产資料,本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光绪的悲哀还是光辉?

“法律”这玩艺儿,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专政别人的工具,它是可以把我作为例外,并因我之好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这种人连封建皇帝光绪都不如。戊戍变法时,光绪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制定了许多新法,其中康有为功劳最卓著。维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改良与革命之间唐才常的自立与反清思想

唐才常在湖南维新时就有了自立思想.戊戌政变后,他逐渐抛弃和平改良幻想,组织了自立军起义,但其纲领仍提勤王保皇老调.因此,对唐才常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对唐才常的思想和自立军仅以保皇或革命来定性,不免片面.唐才常的思想既保留了保皇或勤王的旧痕迹,也开始具备了反清革命的新特征,总体上讲处于由改良到革命的过渡状态.     

大破“三怕論”

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必須大破“三怕論”。只有大破“三怕論”,人們思想才能解放,迷信才能破除,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技术革命才能高歌猛进。什么是“三怕”呢?一是怕变化。这大多出現在技术革命刚开始,他們说:“又要化了,什么机械化、自动化,真是花样太多,化个沒完”。二是怕困难。这大多数出現在技术革命运动过程中,他們說:“难呀,难呀!真是自找麻烦,有意为难”。三是     

新发现的梁启超致犬养毅函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一度曾与孙中山先生商谈两党合作,为此事,曾致书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同情、援助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人物)冀其从中斡旋。这件信函未在文献史籍发现,原藏于日本冈山县立博物馆。现由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坂出祥伸先生复印,寄赠给“新会县梁启超研究室”。此信对研究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商谈合作事件,很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业。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联合发起的粱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学者共五十多人,提交论文二十多篇。着重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有的认为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其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启蒙运动是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同志则指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革新,难免产生两重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