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德潜诗歌复古论对明七子复古论的修正与完善

沈德潜诗歌复古论与明七子诗歌复古论一脉相承.然而,世移时迁,沈德潜对七子诗歌复古论又加以修正和完善.首先,在作诗宗旨方面,重提儒家诗学传统,强调"善"与"真"的统一.其次,在学诗对象方面,提倡唐音,又不废宋调,树立了远比七子宽广的师学方向.最后,在具体作诗方面,把"才"的因素提到新的高度,强调"才"与"学"、"法"的统一.沈德潜继承七子复古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是明末清初以来诗坛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杨慎的批评

明清文人对杨慎诗歌的选评,可代表主流文坛对杨慎的接受.王夫之<明诗评选>,基于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批评,认为杨慎诗歌上承风雅精神,诗旨主张"雅" "洁",而在艺术上追求"浑成"的艺术境界,语言浃洽圆妙,结构圆融,情景妙合无垠,宾主"镕合",通首混溶弥合,浑成一气.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论明代徽州的文学复古思潮

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和七子派文学思想的传入,长期闭塞保守的徽州区域于嘉靖、万历、崇祯朝掀起三次文学复古浪潮。它们虽是席卷全国、浩荡持久的前后七子派和复社、几社文学复古运动的余响和尾声,徽州文人却能借势发力,在修正完善复古理论、扩大复古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迎来本土文学的盛世。由于主将汪道昆离世和政局恶化,盛行百年的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于万历后期逐渐衰微,骨干成员思想转向呈多元化态势。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衰消长鲜明地折射出时代文艺思潮的演变与转向轨迹,在区域文化史和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朝士·名士·游士:南宋中期诗人的三种面相

朝士张良臣、名士林宪和游士戴复古是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作为"富贵不可致""择术复自苦"的能诗者被定性为"诗人".南宋中期以后有些文人逐渐疏离政治,以诗歌为生活和社交重心;拥有诗集和诗名成为确认"诗人"身分的资本,诗集刊行使"诗人"和诗歌的空间得以推扩;同时,士大夫与"诗人"的文学观念和评价体系却渐成扦格.学"晚唐体"的风气是地方"诗人"影响到中央文坛最终又成为"诗人"之诗与士大夫之诗的分界.张良臣举进士到戴复古挟诗干谒、名动公卿,其间的半个世纪正是江湖诗人群体形成的早期阶段.从楼钥为这三位诗人的诗集所作序跋切入研究,能够解析南宋中期以后诗歌相关现象和观念的变化,对既有结论作出修正和补充.     

从意象到神韵：明代复古派诗学美典的画学路径

明代复古派深谙绘画与诗歌的会通之理,以画论诗,以诗咏画,绘画的形神兼备对诗学美典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绘画善于形容,贵意象,前七子以诗中有画的方式追求诗歌意象的塑造。后七子借助绘画,对诗歌写景状物进行探索,彰显出诗歌比兴手法和情景交融的特征。末五子屠隆和胡应麟重视绘画的写神和气韵,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典由意象向神韵的重要转向。总之,由应物象形到气韵生动,伴随着画学观的演变,复古派对诗歌美典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     

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再认识和重新发现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座高峰的唐诗宋词,随着南宋的覆没而逐渐走向低谷,但并未彻底终结,而是余脉绵延,元代前期有刘因、邓牧、戴表元、虞集等"元诗四大家",元后期又涌现出了王冕、萨都剌、黄镇成、杨维桢等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诗人,至明,前后七子推动了一场针对"台阁体"和八股文的诗文"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复古运动"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却也使萎靡不振的诗风开始变得意境开阔,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     

明代天津文学发展概论

明代天津文学有两股创作力量,即流寓文人与本土作家。明洪武至嘉靖,天津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流寓文人,他们的作品或描摹津门风光,或抒一时一地之感怀,文学样式涉及诗、文两种。嘉靖至明末,天津本土作家开始出现,并创作出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成就集中于诗歌。由流寓文人、本土作家的创作可知,明代天津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李梦阳文学思想本体论

明代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他的文学理论历来被批评为复古主义理论和形式主义理论.其实,李梦阳对文学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就是他始终强调诗歌的本体立场,坚持诗歌的本位特征.他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李梦阳的文学本体论思想具体表现在:第一,强调"法式""格调""比兴"等诗歌形式特征对诗歌诗质的规定性;第二,重申诗歌的抒情功能和情、乐本位等本质属性对诗歌诗性的坚守与维护.     

阳明心学对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

有明一代,由于心学过于强盛,它从方方面面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以七子派为例,一方面,阳明心学从正面对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了七子诸人的文学理论建构;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从侧面对其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七子派文学理论走向分化、瓦解与解体。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复古派内部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复古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与瓦解。     

文人徒诗在西汉的萌芽阶段探析

文人诗在文人创作和诗乐分离的驱动下,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西汉时期开始出现了文人徒诗,从作品内容以及诗歌发展史的前后勾连来看,有着萌芽阶段的特点。影响此期文人徒诗创作的原因为：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汉人对骚体文学的接受,在文学书写方面表现为以骚体来倾诉个人情志;从创作的外部环境来看,汉初歌诗的流行,武帝之后汉大赋的勃兴,以及《诗》的经术化,这些西汉时期的典型文学现象减弱了此期文人对徒诗的关注。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文人徒诗在西汉时期并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     

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在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古体诗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作者与读者,这种诗体或被称为"旧体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古体诗"。它是在文学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古典诗歌中蜕生出来的既异于白话诗,也不同于古体诗的新诗体。诗界革命之"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分别从传统学术层面、表现事物与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对古典诗歌进行解构;而南社诗歌则是古体诗歌转型过程中的又一次调整,其表现为有选择地整合传统与西学,确立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与功利性,使古体诗在古雅表象下实现气质上的平民化。民国以后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普及,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死文学"的恶谥,使古体诗处境维艰,但经过文人学者、政要、以及其他古体诗爱好者的坚持,古体诗蜕生为一种新诗体。     

论李梦阳的人格特质及文学创作

李梦阳多负气节,为明代"前七子"领袖,是当时文坛的翘楚.受陇右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梦阳表现出执拗个性、刚正不阿,崇尚气节、敢于担当的人格节操.李梦阳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关学品质,具体表现为:(1)极力弘扬儒家的文学教化功能;(2)以复古求新变,达到提升士人精神的目的 ;(3)尚情贵真,散发出浓烈的庶民气息.李梦阳的文学创作传承"工部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淳厚闳伟、刚毅强奋的风格.李梦阳以秦人而为"秦风",其诗中描写了秦陇地区特有的山川形胜、民俗民风等,均与明代中原、江南士人不同.凡此,显示出特定地域文化对作家人格心性的深度制约和影响.     

地域环境对黔中明清文学的影响研究

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学者多从地理上的南北差异研究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本文以黔中明清文学创作为例,从中土与边省之地域视角,讨论边省地域对文学传播、文学风格、文学体裁和艺术创新精神的影响,认为中土主流文人因地论人、以地论诗,制约了黔中明清文学的传播和影响.黔中"大山地理"兼具荆楚的清秀隽朗与塞漠的雄奇险峻于一体,孕育出黔中明清文学以清稳坚强、野古浅直为特点的"大山风格".黔中明清文士长于诗,不擅于词、曲、小说,亦与黔中边省地理环境有关.艺术经验、地理环境和创新精神密切相关,黔中明清诗歌有"凌驾乎中原"的成就,是由诗人在黔中地域环境中孕育而成的创新精神决定的.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对梁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梁代文学之分期,学界意见不尽相同,"三期分"的意见实与梁代文坛三派主张(复古、通变、新变)相为表里.本文对此问题再加思考,以为梁代文学可分前后两期,"渐变"、"激变"两派先后占据文坛主流.裴子野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并未取得与上述两派三足鼎立的地位,只是梁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文学主张而已.     

从“独抒性灵”到“真诗精神”——袁宏道、钟惺“性灵说”离合关系探析

钟惺主张诗歌抒发作者真实独特的性情之言,积极响应了袁宏道的"性灵说",但受明末复古和性灵两种文学思潮嬗变、时局动荡以及王学变迁等因素影响,钟惺"真诗精神"说与袁宏道"独抒性灵"说又存在差异。以古今言,钟惺突破了七子派和公安派存古今诗歌之异的思维模式,转求古今诗歌之同;以个性言,袁宏道倾向于肯定真心真性,属于自然个性论;钟惺则将超脱世俗的精神气质和孤行独往的性格力量视为真诗精神,属于艺术个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