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语文学会现代文学组讨论阿Q的典型问题

湖北省语文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现代文学组对阿Q的典型问题作了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1.关于阿Q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有人认为勤劳、质朴、反抗精神是阿Q典型的共性,精神胜利法是阿Q典型的个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典型的普逼意义主要是共性,如把精神胜利法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就会抹杀这一典型的普遍意义。有同志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型典的共性,但并不是共性的全部。因为在阿Q的性格里,还包括流浪雇农的一些阶级特征。有些人认为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典型的共性,应该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表现。2.对精神胜利法产生根源的看法有人认为精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反对阿Q典型性研究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歪曲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不朽典型——阿 Q,用它来作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在阿 Q 典型性研究中贩卖过私货,现在我们又在蒋孔阳先生的“谈谈阿 Q的典型性问题”(载学术月刊八月号)一文中看到了这种东西。对蒋先生的论点我们表示不能同意,特别是,这种论点代表着前一时期典型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因之,我们认为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蒋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出两点:一、阿 Q 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够仅只从阿 Q 的性格当中,概括和抽象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阿 Q 是什么典型’”。二、他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还应该把典型性格与阶级性格分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反对简单化的贴标(?)的办法,应该看到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艺术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性格本身不管如何丰富和复杂,它仍有基本的一面;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总是和他的阶级性密切结合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基本的方面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某某典型。决不能因为性格的复杂性就否认有认识典型基本倾向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典型论中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绝对相对论。     

茅盾论《阿Q正传》

<正> 一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里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也就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这末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当《阿Q正传》开始陆续发表,有些人由于栗栗危惧,向它扔石头的时候,茅盾首先发现《阿Q正传》的伟大,认为阿Q是个世界典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并加以严正保卫说,《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一九二二年二月《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通信》)并说:阿Q的诞生,虽“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划‘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究竟有什么精神——与陆钦同志商榷

陆钦同志的《庄子有阿 Q 精神吗? 》(《江淮学刊》1963年第4期)一文,基本上可以概括成这样两个意思:(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子思想现代化;(二)鲁迅在《阿 Q 正传》中所描写的雇农阿 Q ,其人品质糟得很,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好得很,他不仅没有阿 Q 精神,而且是情操高尚的人。我认为陆钦同志的观点及其论证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点,他是误解了关锋同志的意思,并借口反对现代化,割断历史联系。第二点,抽象的谈论“反抗”、“战斗”、“骨气”之类的东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下面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同陆钦同志讨论。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     

斥新假洋鬼子

毛主席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劝我们“好好地看看”,并且又精辟地论述了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一章,深刻指出在不准革命这一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谆谆告诫我们要记住历史上王明一类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损害党、破坏革命的严重教训。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王张江姚这些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     

略论当代小说中的“阿Q相”

<正> 二十年代末期曾有人写文章,声称“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过去了,死去了;建国后,又有人认为我们已从阿Q身上跨过来了。这都把话说得过绝了。鲁迅在当时曾就阿Q这个人物说过:“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茅盾在五十年代中期也曾说过:“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     

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是什么?

早在一九二四年,一位文学评论者就说过:“不过批评对于作者,另外还有一种工作,就是顺着作者的本意来批评他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看作者注意之所汇聚而尽力以求表现出来的东西,究竟表现出来没有。”①“顺着作者的本意来批评他的产品”,这确实是一个很精当的看法。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六十年来,评论者几乎都一致推崇它为不朽之作,但是对它的本意,也就是它的基本思想的认识却是很不相同的。鲁迅自己是十分注意人们对《阿Q正传》本意的认识的,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致沈西苓信》中表示不同意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阿Q正传》的本意是作者创作本意的体现。因此,正确地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则是认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前提。     

阿Q：人性丑陋的化身——《阿Q正传》新论

以往对阿Q的诸种解释都不能说明阿Q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丑陋具有普遍性的原因。如果把阿Q纳入以个体生命为本体的框架中重新进行审视,阿Q的诸种行为方式以及隐藏在这行为方式背后的人性负面特征,则不仅是阿Q所具有,而且也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之中———阿Q是人性丑陋的化身。鲁迅正是通过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与变形的精神状态,完成了一部关于人性丑陋的寓言。     

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与周天、无宜两同志商榷

最近我們讀了《跃进文学丛刊》第二期上周天同志的“典型——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統一”和《学术月刊》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无宜同志的“反对阿Q典型研究中的修正主义”两篇文章。两位同志肯定了典型中的阶級性,并結合修正主义者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以分析;这样就再次論証了一个道理:任何人物典型(即使有的比較复杂)必須遵循“阶級性与个性辯証统一”的原則去考察,才能給予正确評价,抹煞人物阶級性是不可能的。“阿Q”是修正主义者在典型問題上进攻的据点之一。两位同志在論文里都肯定了阿Q的农民身份,分析了他的性格,并且强調了作为农民阿Q所蘊蓄的“革命性”。这就駁斥了錢谷融、蔣孔阳等人企图     

关于阿Q典型的阶级性问题

(一) 阿Q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一直在爭論着。从目前討論的进展看来,我們以为,如何正确地理解阿Q典型的阶級性問題,是理解阿Q典型性的关鍵之一。阿Q,就其阶級地位来說,是一个雇农。他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职业,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会說話的劳动工具;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只有在“人們忙碌的时候,也还記起阿Q来,然而記起来的是做工……”。他的可悲的社会地位,我們无需多加說明,只要看看那段关于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惊心动魄的描写就夠了:连姓赵都不准,还要挨打,受訓斥,赔酒钱,还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林兴宅同志的《论阿Q性格系统》,在国内影响很大。例如,有人说:“看来林兴宅是有意识地选择人们讨论较多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初试这种新方法论的‘刀锋’的。”有些人虽然不同意新方法论,但看了这篇文章后,也认为对阿Q形象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笔者也想略表管见,与林兴宅同志争鸣。     

论鲁迅的时间表达及其文化含蕴--从《阿Q正传》说开去

时间的表述形态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阿Q正传》中,阿Q在极力把自己的身世向前向后延伸的过程中,却恰恰失去了作为“现在”的存在意义。规避“现在”成了阿Q的一种生存策略。而鲁迅也正是在对时间的独特表达中,关注国民在时间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关注国民如何在有意无意中规避“现在”而想象过去与未来的,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梁山农民革命路线的代表——晁蓋

《水浒》作者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否定晁盖的农民革命路线,把他作为颂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衬,肆意歪曲晁盖的英雄业绩,其用心是非常明显的。过去的《水浒》评论,也大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为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大唱赞歌,极力贬低晁盖,抹杀梁山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当前,在评《水浒》中,认真分析一下晁盖以及作者对他的歪曲,对进一步识别《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分清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投降派,提高路线斗争觉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再认识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是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而创立起来的,它的形成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一、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萌芽阶段1924年到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2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工人运动上.对于中国的农民问题,他虽然从农民人数众多这一角度觉察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总的来看,由于他没有实际接触过农民运动,因而对中国的农民问题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逐步加深了对农民地位的重要性和工农联盟意义的认识.1925年初,他对韶山一带农村情况进行了调查.是年秋,他到广州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工作,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从这时起,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中.1925年11月,他在回答“少年中国协会改组委员会”所提问题时明确地说:现在注意研究农民问题.此后,毛泽东一直把农民问题作为探索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北伐战争过程中,湖南湖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阶级显示了巨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实践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地位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注意调查研究中国国情 ,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的论断。他认为农民是生产和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具有很大的革命性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土地问题、农民武装和农村政权     

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和人物

<正>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他笔下人物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时又是非常微妙的。阿Q的“大团圆”结局,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达吉亚娜的出嫁等等,似乎都违背了作者的初衷。这一现象,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说明和解释。刘再复同志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就此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公式,即:作家愈有才能,作家(对人物)愈是无能为力。作品愈是成功,作家愈是受役于自己的人物。对这一公式,也有人提出疑义。看来,这一复杂问题还需要避一步研究和探讨。从作者自己的表白说起关于阿Q的被枪毙,即“大团圆”的结局,鲁迅自己这样说过:“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     

鲁海偶拾二则

六月里喝雪水在《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里,阿Q狂呼"造反了!造反了!"这时——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六月里喝雪水"是旧时江浙一带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一句很普通也很好理解的话,到了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先生那里,便成为一个老大的问题.他认为,鲁迅不言四月,五月,单言六月雪水,其中必有理由,理由就是秋瑾死于六月,曾有人取其事迹作《六月霜》传奇,霜雪同义,所以鲁迅那句话即根据秋瑾之死而云的(《阿Q,六月里喝了雪水的心     

论鲁迅的“辫子三部曲”

鲁迅先生因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人头发的遭遇极其敏感且终生关注。当鲁迅还是孩子的时候,辫子最初向他“提醒了满汉的界限”;在青年时代,他因剪去了辫子而受到“社会的责罚”;一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文章表示对辫子“仍然要憎恨,愤怒”。③因此,辫子成了鲁迅一生中写得较多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写辫子最集中的作品是《风波》(1920年8月)、《头发的故事》(1920年9月)和《阿Q正传》(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这三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相近,而且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它们又互有联系,有些人物甚至彼此出现。如《风波》中的七斤在《阿Q正传》里被提到,《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也像《阿Q正传》里的钱大少爷那样,被人称作“假洋鬼子”,并且也棒打了笑骂他们的人们,等等。所以,可以说,这三个短篇小说构成了鲁迅的“辫子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