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以无锡市鸿山街道大坊桥旅游社区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与社区社会演化是乡村旅游地社会空间变化过程的一体两面.本研究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三元空间方法论”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过程进行了解析.认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包括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以及再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生产.现阶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存在着乡土风貌危机、文化胁迫危机和秩序失衡危机.应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危机需要在物质空间生产上关照乡土化,在文化空间生产上强调文化自觉,在社会空间生产上维护空间协调有序.互利共赢的空间再现过程将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观念基础,和谐融洽的再现空间过程将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社会基础.     

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

城镇化是一种空间化的再生产与重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式微与消隐。它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城市"与"美丽乡村"的结合体。从正义维度分析,必须破解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单向度思考,高度重视城镇化的"空间正义",警惕与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导致对乡村文明的阉割,造成"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错位。要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做好社会与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统一,推进乡村文明重建。     

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重构是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代性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复兴与再造,不仅是草根社会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因当下村寨场域的特殊空间格局和维系社区现实生活秩序的结构性需求,而被赋予了新的地方性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主体对乡土社会空间的隐喻性建构和草根性认同。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范式研究

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社会流动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多重挑战。文化动力以独特的社会特性,使当代乡村的传统性得以保留、现代性得以丰富、未来图景可以期待,为乡村振兴夯实精神思想动力,筑牢社会发展动力,激发美好生活动力并赋予生产结构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围绕"乡土性"带来的"当地感"和"历史感"所构成的乡土文化,在"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和"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两种"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中的表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折射和思想书写,创造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思想范式,充分释放出文化在守护乡村历史传续、回归乡村精神故乡、塑造乡村生活图景和促进乡村均衡发展方面的导向作用,并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创新之路。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及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与实现途径

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和制约乡村文化发展的关键都与乡村公共空间和乡村公共生活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培育、拓展乡村公共空间与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空间入手.通过改造和创新利用乡村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培育和建构新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不断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内涵,激活农民的文化自觉,以最终实现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内在关联、现实困境和推进逻辑

城乡融合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包括产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公共服务融合与空间融合，共同富裕目标对“五大融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不畅的产业融合困境、城乡二元体制迟滞性强的制度融合困境、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优势未被充分挖掘的文化融合困境、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公共服务融合困境以及城乡空间规划整体性不足的空间融合困境。破解逻辑进路为，加速城乡要素流通以推进城乡物质共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城乡多元共治；推动城乡文化互促以推进城乡文明共生；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以推进城乡社会共建；加强城乡整体规划以推进城乡生态共享。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视域

当下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种包涵价值观、文化认知、交往方式、乡村精神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和新的乡村文化.所以,它不仅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与互融,是乡土文化内涵的重构与创新,而且也是"人的建设"和乡村文化生态的建设,是乡村精神与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构和创新.     

乡村新学教育的变革与调适——以民国时期晋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清末以来,近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区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而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取向的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建构,一开始即疏离了乡村社会需求,遂使乡村教育前景惨然命运多舛.民国年间,晋省当局在村政建设中对乡村教育制度及政策有所调适,但其掣肘颇多局限甚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揭示其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致因,将有助于明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纠葛和内在关联,为制度更易与社会变迁关系提供理性认识和思想启示.     

从废名到沈从文：乡土中国形象的再生产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

"五四"时期的启蒙叙事及其所引导的现代化改革引发了新一轮乡村社会危机。在新的危机的刺激下,废名和沈从文开始探寻重新理解"乡土中国"的新范式,重塑"乡土中国"形象,重构中国文化主体。两位作家遥相呼应,不但完成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而且也为中国贡献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表达。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