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而绮靡——试论诗的特质

中外文学理论及史实说明:“艺术就是情感。”诗更是情感的宠儿、情感的律吕和色彩。诗尤其需要情感的爆炸——“灵感”的获得。情感与灵感的关系:情感是灵感的母体;灵感是情感的产儿、触媒、导火索和爆破点,是情感孕育诗篇的必经的重要阶段,“是诗的受孕”,是诗人富有个性特征的独特的审美感受,是一种全新的美的愉悦,是诗情中最感人最富创造性的力量。诗主情,重灵感;而诗情和灵感不是心灵固有的,也不是天生的,是诗人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独特审美判断及与之俱生的情感反映。诗主情与其他艺术主情的区别,在于“诗缘情而绮靡”。作者认为,这就是诗的特质。     

《汉志》"诗赋"内涵辨析

<汉志>中的"诗赋"并非字面所见"诗"与"赋"两种文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歌诗、文人诗、赋(颂)等文类的集合.这些文类有一共同特点:在内容上以体物态写情志为主,文辞上有美丽夸饰之现,以游意娱情为目的.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为艺术而艺术":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扩容运动

“为艺术而艺术”观念在发展流变过程中表现出了审美现代性的努力方向和内在矛盾性。它首先是在艺术自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艺术的独立性精神和否定立场;其次它是在反抗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提出来的,其对应面是为艺术而生活,因此体现为一种艺术的实践方式;最后,它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审美观念。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当下语境里,重提“为艺术而艺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白居易论诗的审美特性（二）——关于“直而切”

本文把白居易有关“直而切”的论述作了梳理，结合其作品和前人的评论作了辩析。认为对于“直而切”的“直”有“活直”、“呆直”之分，白诗则多为“活直”；而“切”本为褒意。故不能宠统地否定，不加分析地把“直而切”视为“违背诗的审美特性”。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百谪不屈道守直佩仁义——王禹偁《三黜赋》试析

历代遭遇贬谪的文人往往用诗、文的形式,描述其困窘之境,抒发其愤懑之情,表明其忠义之心。王禹的《三黜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赋作开篇点题,概括自己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一种愁苦无奈的情绪,也是对统治者的无情控诉。其间,用一句对第一次的贬谪结局作了交代,之后再用一句向第三次贬谪的情形自然过渡,从而使文章浑然一体。赋作下半部分,开始的“於戏”一声,尽蕴难言之隐,彻心之痛,而在结构上却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引用大量事典和语典,阐述自己对于三次遭贬谪的反思。《三黜赋》是王禹“穷”时的心声,是用血和泪写就的精神熠耀、至情至性之文。     

赋体源流概说

赋体源流概说张崇琛赋是介乎诗和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赋在一段时间内虽不为人们所看重，然它与诗、文、词、曲一样，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学样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赋体文学也曾有过它光辉灿烂的一页。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勰《...     

“情”与“理”

宋代的“道学”诗人,往往在诗中大谈“性理”之学,通篇都是议论和说教。严羽针对这种“以议论为诗”的倾向,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的见解,这是切中时弊,很有见地的。列宁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能离开感情而存在。”文艺创作更是一种强烈的感情活动。优秀的作家总是怀着强烈的爱憎感情来评价生活,以自已的全部感情来孕育艺术形象的。因此,古今中外有识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都十分重视感情对文艺创作的作用。陆机在《文赋》中很强调“情”,刘勰明确地把“情”列为艺术形象的四因素之一,并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写道:“艺术是这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历史生成及其对公共行政的功能意义

中国传统的行政性整合机制,是以政府的权力运作为主体。国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来实现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契约性整合机制的诞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契约性整合机制作为一种根本的交往规范,能够使社会成员按一定的规范行事,是降低公共行政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因而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功能意义。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

以2005年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其目的是: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外交上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军事上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安全;经济上将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开辟道路。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预料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     

法家"以刑去刑"理论及实践的诸分析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以“以刑志刑为核心的 ,秦朝的重刑主义法制实践是法家这一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这一刑事法律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犯罪原因论上它犯了以“人性恶”这一抽象的人性论来解说犯罪原因的单一罪因论的错误 ;在刑罚功能论上犯了过分夸大和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的错误从而对罪犯的处刑过于严酷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 ;在法律经济学角度上它扩大了刑罚圈增加了刑罚量从而提高了刑罚执行成本 ,在经济层面上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日本“亚洲身份”构建的困境及其抉择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的理论,试图勾勒出日本"亚洲身份"构建过程中围绕"脱亚"和"入亚"而不断整合和重构的轨迹,并从日本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读"亚洲身份"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日本"亚洲身份"游离给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得与失.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特征体现为既可以依循己利随时放弃,又可以因应时势寻求"回归","亚洲身份"之于日本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论"辽河文化"的主体构成及其主要特征

"辽河文化",是指以辽河流域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古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叠总和."辽河文化"既不是从行政范围,也不是从一般的地域范畴来演绎的文化,而是特定的辽河流域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辽宁地域文化的主干.辽河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明显的早发性、较强的兼容性、卓越的独创性、频繁的更替性、持续的向心性和不断的赶超型,形成了辽河文化的开放、奉献、和谐和坚韧创业、充满生命活力的奋发向上精神.     

从术语学角度说"进化"及其泛化

文章从术语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本是生物学术语的“进化”及其使用过程中的泛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特别强调,不同学科中使用的“进化”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分属不同的理论系统,因此应视为同音异义的不同术语。术语学所说的术语的“非术语化”与“术语转移”等现象在当今学科数量飞快增长的时代是经常发生的,不能简单地以“非科学”对此一律加以否定。     

"海洋经济"基本概念解析

全球范围内人口激增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特别是能源与食品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沿海国家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各国科学家纷纷预言,人类在21世纪将进入大规模开发海洋的时代。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开发、利用和管理好海洋资源与环境,不仅具有紧迫的     

论科学救国理论的体系结构及其价值

科学派的救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科学本体论、科学方法论、科学精神论、科学价值论和科学应用论组成。科学救国理论的传播最先触动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灵感,引发新文化运动,促成中国思想学术的历史性转变。科学救国理论是引导20世纪中国社会前进的重要思想航标。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是在代表古希腊哲学发展最高水平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逻辑基础上提出的,其实体不仅保留着原子论和理念论否定现实感性而维持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而且也注入了经验的成份,并使经验的因素在事物的构成中起基础性作用。依据"实体"的不同性质实体的指向也发生着改变,在《范畴篇》中,实体分为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前者指个别事物,后者指个别事物的属和种,当对个别事物进行研究时,实体的指向是物质或质料实体和形式实体以及质料与形式的综合物,归纳起来实体具有四层含义:在范畴上,第一实体指的是个别事物;在原理上和定义上,第一实体是其所是的是;在认识上,普遍可以成为第一实体;在最初因上,神是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的意义在于实体的划分蕴含科学与哲学内在的矛盾的分化;实体的指向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基调以及综合实体揭示的哲学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