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恒必有所获--论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

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不仅能给中国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以多方面的启示,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开展研究工作.研究历史课题,要大中小并举.要积极做好史料的收集、发掘、整理工作.研究工作者要持之以恒,排除困难,开拓前进.     

中共文书档案史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中共文书档案史是以中共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为代表,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不仅编出《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书档案工作研究》,编纂公布了大量史料文献,而且发表了一批专题论文,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未来应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论和方法层面、学科建设视域加以深化和拓展,构建“中共文书档案史”的学科体系,大力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

在2000～2009年这10年之间,我国的出版史研究成果累累,学科体系和基本概念都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一阶段通史、地方志、断代史著述丰富;近现代出版研究成为热潮;学者们对出版史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并尝试以多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出版史,其中,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成果最为丰硕;西方书籍史从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国外优秀学者的著述成果,使得中国出版史研究日益国际化;新中国出版史研究在2008年开始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动向是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中西学术交流融汇,更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研究、推动中国出版史的发展。     

汉剧百年研究史:历史、现状与反思

汉剧是湖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剧种之一,它的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史.汉剧研究虽然在汉剧史、音乐形态、表演艺术、创作与改革研究以及史料的汇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与汉剧的地位并不相称,故而应在薄弱处发力.强化汉剧形成史的研究和此期相关文献的发掘;着力汉剧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极力促进文化艺术系统与高校系统学者的合作,撰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汉剧史,是今后汉剧研究的方向.     

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79-2009)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区域城市史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江南区域城市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是不相称的,与江南区域史作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因而需要广大同仁的进一步努力.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

劳榦是现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对两汉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他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清代朴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近代以来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的陶铸,因而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学术遗产,不仅裨益于秦汉史学科的深层建构,而且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批评与正名:司法档案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晚近十余年来,利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与此同时,亦出现了一些针对此类研究成果的批评。例如认为这种方法乃是欧风美雨对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的侵袭,故而强调我们不应该盲目效仿国外学者的做法;又如强调司法档案中也可能存在着某些"虚构",故而不应该一味推崇乃至刻意拔高司法档案的史料价值。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忽视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当下备受关注的利用司法档案来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做法,尽管确实受到一些国外学者所做的示范性研究的影响,但它在国内中国法律史学界中亦有其学术渊源。司法档案当中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些"虚构",但那些"虚构"主要存在于司法档案中关于案情的叙述部分,因此其主要影响司法档案作为"社会史"研究素材的学术价值,只要研究的议题选择适当,并不会对司法档案作为"法律史"研究素材的学术价值产生太大影响。     

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

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新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二是出现了一批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三是初步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思想活跃的专业队伍。当前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灾荒史研究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加深和拓展灾害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中外学者的结合、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贵州基督教史研究发微

历史上,贵州是中国基督(新)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贵州基督教史研究在全国范围来看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趋势,因此本研究填补了宗教学研究的空白.文章不仅阐述了贵州基督教史研究的意义,还从基督教传入贵州及其活动、民国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发展状况、贵州“自立运动”和“本色教会运动”以及基督教在当代贵州的传播现状四个方面阐述了贵州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毛泽东对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点评.毛泽东倡导以唯物史观、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厚今薄古等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对古代历史、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富有独创性的论述,体现着他颇具特色的古代史论.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俄罗斯学者兰科夫的朝鲜史研究

朝鲜史研究成就了俄罗斯学者兰科夫的世界性声誉。他的学术发展道路是:获得研究生学位后在对外教学工作中加强、深化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发表了具有独特视角的史学著作;还在媒体上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对朝鲜局势发表评论。一定意义上,兰科夫的学术发展道路见证了苏朝、俄朝关系的变迁。     

婚姻问题的观念史之新探索——民国妇女婚姻问题研究漫谈

本文通过阐述对于民国婚姻问题的研究设想,提出在婚姻史及妇女史研究中应充分重视观念史的探索,不仅要关注观念本身的呈现过程及其内涵的层次性,而且要关注观念的社会化问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并对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综述

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蓬勃发展.在全国的区域史研究之中,新疆(西域)史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备受学界的瞩目,显示出新疆(西域)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研究史料拓宽到史书、档案、(佛经和图经)写本、文书、图志、报刊、信札、墓志、族谱、纪行、游记、方志、墓志、砖志、报刊、民间传说、口述史等文本.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多语种文献...     

接受史研究中的另类思考——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

文章主要由近年来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所引发的思考相对于探寻古代学者和作家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接受,我们更应当重视现当代学者和作家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创作上的接受;应当重视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学术理念以及政治人物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尤其是时代风尚、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所引起的学界趋奉方面研究;要重视海外作家学者对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尤其是学者们对中外作家或研究方法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应当重视非纸质文字乃至非文学资料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全球史视野中的帝国史——评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

约翰·达尔文的近作《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充分体现了全球史的视野与研究手法。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重视帝国的互动碰撞甚于帝国内部体制分析,而且努力去"欧洲中心论"。为此,他探索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导致今日所知的全球化的全球联结的发展;欧洲及后来的西方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时所表现出的弹性。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历史成了一个全球史。达尔文运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帝国历史,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帝国一直是大多数有记载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是"常态;"拒绝了把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作为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间关系变化的决定性时刻;当这种变化开始发生时,其原因不应该仅仅从经济领域去寻找,而是应该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中去探求;欧洲崛起的全部后果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而且欧洲的主导从来就不完全。     

历史过程与群体记忆--伊犁回族百余年迁徙史的人类学调查

回族移入伊犁的历史已持续百余年,他们行走在新疆与内地之间。他们的迁徙历程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关于这个群体,移民资料罕见,通过他们的群体记忆,挖掘了大量发生在迁徙路上的“故事”,不仅为探寻这段迁徙路提供了佐证,而且有助于当地回族历史过程的建构。     

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

政治史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曾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学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响下却滑至边缘。新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地,也带来了需要正视的"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中的学科整合有多种选择,但就转型中的民国而言,由于政治在民元之后38年间已构成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套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极端表述法,似乎也可以用"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来强调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加上与其他历史部类的内在关联,政治史尤其是民初15年的政治史可望作为整合已呈"碎片化"趋势的民国历史研究、使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学术进路。但政治史学者也不应坐享前人的恩惠,不思进取。前些年国外政治史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翻"新",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由此形成的"新政治史"取径,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