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法律制度研究

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予以明确保护,相反却遭遇了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直接或间接限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都应当予以废止,而公民的迁徙自由势必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对风险社会刑法思想的辩证思考

面对风险社会给人类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作出了刑事干涉普遍化和刑罚处罚提前化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可能会使刑法过于膨胀并进一步工具化,从而侵犯到公民的个人自由.在中国,尤其需要协调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与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应当贯彻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合理地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行政国家"与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先决条件,对经济自由权的保障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目标,即使在"行政国家"背景下,经济自由权也不会被社会权所取代.出于协调经济自由与社会正义的需要,现代法律正在产生着许多新的与近代法律不同的制度.为了保护经济自由,我国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试论法律与自由——兼谈《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是一部进一步捍卫和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法律性文件,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自由只有受法律保障,才是真正的自由。此法的颁布施行是宪法关于公民政治权利自由的进一步延伸与具体化。     

我国拘役刑制度演变

拘役刑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主刑之一,属于短期自由刑,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拘役刑在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末修律创立了拘役刑。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在刑罚种类保留了拘役这一刑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各解放区的刑法,大都将拘役规定为主刑中的一个较轻的刑种,排列在有期徒刑之后。建国后,拘役作为一个特定的刑罚种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确立在法律中。在新中国刑法起草制定过程中,对于短期自由刑刑种,虽然所采取的具体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但是一直是将短期自由刑列为一种主刑加以规定。拘役刑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重要环节,拘役刑的设立使刑罚体系严密完整。     

论我国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

劳动权是我国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我国在《宪法》中赋予了公民劳动的权利。《劳动法》作为劳动权的专门法律具体规定了公民劳动权的内容和法律保护。《刑法》将严重侵犯公民劳动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并且对不同的行为确定了不同的罪名 ,通过规定侵犯劳动权犯罪的权利范围、侵权行为、侵权主体和主观罪过的种类 ,把公民劳动权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     

自由企业制度及其法律维度

自由企业制度在我国已经初见端倪,自由企业制度最为符合人性的基本特征,创造财富的欲望应当受到来自于法律的尊重和保护,这是社会经济繁荣的根基。在自由企业制度中,公民享有企业自由创设权和自由经营权,这种权利不但要通过宪政制度加以确认和保护,而且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当具有独到之处。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法律既应当为企业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为其自治和自律奠定基础,同时又应当设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使一切自由企业制度中的违法行为都望而却步。     

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刑事保护刍论

《刑法修正案(七)》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规制,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应当是包括刑法规范在内的全方位保护。本文通过对日德刑法有关侵害个人秘密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梳理,在"前位"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我国刑法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的同时,也要注意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     

浅析市民法之价值核心

市民法之价值核心,即自由.在罗马法中,自由的理念并非是绝对精神自主地实现自己,市民法的发展昌明无论其主体地位的普及抑或确认法权关系的精密可操作性,俱与人之解放这一市民法的信念相关联.在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仍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却非对法律行为的理念自由的否定.     

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与国家对国民的保护——属人主义的理解与适用

以忠诚义务说为理论基础的无限制的属人主义,缺乏合理性与可行性,属人主义应与保护主义相结合,当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行为,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法益时,即使行为地的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也应适用我国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当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行为,并未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公民法益时,如果行为地的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就应当类推适用刑法第8条的但书规定,不适用我国刑法,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完善我国在贸易自由化中环境保护立法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贸易与环境问题逐步具体演变成为贸易体制与环境措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相互协调,使贸易环境措施既不影响环境保护又不妨碍贸易自由,一直以来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与立法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审视和检讨,提出中国加入WTO后调整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战略目标和举措.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新论

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的人身自由一样,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其他法律、法规尤其是宗教事务条例将这一基本人权进一步细化,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的非法干涉,不受任何组织、个人的非法侵犯。宗教信仰者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目前的中国面临离婚率不断攀升之势,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保障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为离婚自由所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离婚自由的边界是社会正义,对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保护,应当符合社会正义,考虑社会成本.维系和稳定婚姻与家庭关系,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提供适当的争议解决机制和救济方法,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社会的责任,法律的使命.     

雅典宪政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雅典宪政代表了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峰,但在制度形式和技术细节上存在诸多局限.它是19世纪以前世界史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手段是原始而简陋的.它具有鲜明的法治色彩,但法律制度乏善可陈.它赋予了公民以充分的积极自由,但却忽视、压制了消极自由.它构建了多元主义的权力结构和严密的权力监控机制,但权力交叉现象明显,分权制衡机制既不健全,更不科学.它是以大量金钱和时间投入为代价的,运行成本昂贵.如果加以综合分析将会发现,其根本缺陷在于作为宪政三大基本要素的民主、法治、自由关系结构的失衡.     

看待自由的两种视角--解读卢梭的公意论与哈耶克的自由观

以法理学中的自由概念为标准,将卢梭的公意理论和哈耶克的自由观这一对相互对立的理论,置于"自由"这一纬度之上并通过对不同传统影响下的自由产生问题、自由可否转让,自由与法律的关系等方面的剖析,揭示出卢梭与哈耶克在阐述观点时是怎样凭借其对"自由"的论述逐步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的,进而分析出他们迥异的自由观.     

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在法治所寻求的诸多价值中,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这源于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本性通过实践来展开,主体间的自由需要法律来调整.自由是法律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自由的外化.法治运行的宗旨是保障自由的现实化,在法治价值目标序列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     

自由的价值及其界限和责任--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

自由是公民伦理的核心概念。无论是政治意义的或道德意义的自由,它都是公民伦理的内在蕴涵,也都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自由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自由的界限,也在预示着个人自律与自我责任。自由的另一面是责任,是公民处于人际关系之中的社会义务。以责任为归属的自由,自由明确责任,责任完善自由。公民自由与公民责任密不可分,公民自由只有在公民政治自主的形式中才能得以阐明。与此相关,公民伦理也在于把公民自由的原则贯彻到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一切关系上,使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求得平衡。     

法律对“变性”的回应

变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因我国目前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使得对变性现象的规制产生了困难.一方面,变性主体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的空缺导致相关法律关系的混乱.变性现象的法律规制,首先应从前置条件、变性手术的规范、变性公民的个人隐私保护三个方面进行规范;另外,婚姻法、继承法、刑法等也应作出相应的变更.     

政治自由的实现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

政治自由是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按照自己的意愿民主参与、影响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文化事业,实现选举、言论、结社、集会、出版、宗教信仰等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体的人的本质追求；是有效政府捍卫的目标；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伦理视域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

行政法伦理涉及到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伦理与法律双重约束关系,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矛盾集中体现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此乃当今政府之"行政法"与"行政伦理"契合的关健.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也极易被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伦理裁量权,其规范行使需要法律与道德的共同约束,其中道德的约束尤为重要.对于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构而言,重塑服务观念是实现行政自由裁量权规范行使的伦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