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行政领导者提高威信的途径

一、行政领导者威信的内涵界定“威信”，从字面意思来解释，“威”有威望、威严、威力等意思，而“信”即有信任、信服、诚信之意。行政领导者的威信，实质上就是行政领导者在其部属和群众中的影响力。影响力大，威信就高；反之，影响力越小，威信就越低。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行政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权力性因素。     

每周一图

7月26日，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向市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北京市2011年市级决算的报告》，首次披露了市级行政单位的行政经费，同时二度公开了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2011年，北京市级行政单位行政经费合计129．9亿元；市级“三公经费”支出8．64亿元。     

开拓创新 求真务实 积极探索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新路子

2004年，荥阳市司法局在荥阳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正确领导和监督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认真开展作风转变年活动，把“公正执法树形象，求真务实争先进”和学习任长霞同志活动结合起来；把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意识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推开行政务公开，法律服务承诺公开，落实首问责任制，积极探索司法行政工作改革；     

举措

云南：让行政问责在阳光下健康运行；新疆：09年全面消除中小学校危房；河南：职校“蓝领班”招农村贫困生     

透明化的行政伦理困境与对策分析

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三公消费”透明化问题一直役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原因包含很多，有客观体制问题，也存在着行政人员的主观问题。本文从行政伦理学角度剖析“三公消费”透明化中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试图寻找相应的对策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使“三公消费”透明化、制度化。     

管理特色强校之道——奋进中的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黄明安院长简介 黄明安，男，生于1953年10月。中共党员。1979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中医专业；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2005年在武汉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毕业，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毕业证书和法学博士学位证书；     

举措

北京：压缩行政成本；河南：政府收费项目要上网公布；贵州：经适房廉租房用地“硬杠杠”四川：从优秀村官中招考公务员。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研究

在推动“双高计划”贯彻实施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必须切实做好行政管理工作。而想要确保行政管理取得预期效果,高职院校需要打造出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现阶段,高职院校在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受到传统教育体制及行政管理工作自身特点的影响。文章从“双高计划”的内涵出发,分析现阶段高职院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队伍建设策略。     

从“上海钓鱼执法案件”论行政权力制约

近年来“钓鱼执法”事件时有发生，它严重破坏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治的角度讲，“钓鱼执法”严重危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公权力异化的表现。制约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违法滥用，完善行政监督体制，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国电子政务中“信息孤岛“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信息孤岛”问题是由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向政务现代化过渡的必然产物,信息无法互联共享是其表象,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行政观念的障碍、行政体制的不顺、“信息寻租”现象和法律法规缺失。     

“函的形式”当作何解？

国务院2000年8月24日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职权可以互相行文和向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行文；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     

论提高政府效能的途径：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政府效能有其理论基础，目前效能型政府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思想观念滞后；部分行政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和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故提高政府效能的途径即降低行政成本，其具体措施主要有：树立行政成本观念，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大力推进机构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建设电子政府。     

浅谈选择课程实施取向的策略

在课程变革的过程中，课程实施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课程创生取向越来越成为课程实施研究中的新兴论点。本文对“选择课程实施取向的策略”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具体提出了：正确认识课程改革、积极参与课程编制；树立课程实施取向的课程变革观；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型选择课程实施取向；加强教育行政的支持以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的策略。     

“问责制”背景下的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日趋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会常常碰到制度伦理缺失、“问责”执行官员的道德伦理缺陷、问责主体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及咨询机构缺乏等瓶颈问题。因此,我国需通过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树立“问责”执行官员的现代行政伦理意识、完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建立行政伦理咨询机构、追求问责氛围的伦理化等相关对策以致力于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制的功效。     

综合控制模式下的“全覆盖”湖南实施首个规范行政裁量权省级规章

长期以来,“钓鱼执法”、“放水养鱼”、“顶格罚款”等行政执法中的“顽疾”备受公众诟病。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在行政执法中出现随意裁量、消极裁量和越界裁量等行为,导致“合法不合理”、“同案不同罚”、“同事不同办”等现象。为了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适用规则和裁量基准,2009年国务院开始起草《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今年初形成了征求意见稿,正在学者、司法界及部分国务院部门、     

广东廉江重奖“买”监督整治机关闲懒散

日前广东廉江出台“红头文件”，政府重奖对机关作风的举报和投诉。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向行政机关“闲懒散”行为开刀出台的强力措施，值得肯定；也有人认为政府重奖“买”监督利弊难分，不宜提倡。孰是孰非，记者一探究竟。     

改革监管模式 创新监管机制——重庆市大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全面推进“阳光行政”

2003年以来，大足县工商局确定科学监管、民主监管、依法监管的观念，认真开展研究市场主体、研究监管细节、研究监管人员，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为内容的“三研究、一提高、一降低”工作，着力解决基层工商所工作人员“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努力建设学习型、科技型、法制型、服务型“四型工商”，实现由“传统管理型”向“监管执法服务型”转变，由粗放行政向依法行政、科学行政转变。     

应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动态管理机制

最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五年立法规划，《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被列为一类立法项目。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告官”制度。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原因，《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状告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起诉政府规章、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即公民无法对“红头文件”说“不”，导致了不同程度地“立案难”、“胜诉难”等问题。     

“互联网+”时代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为持续推进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为高校各业务之间的沟通提供方便,为高校节省沟通成本,促使高校更好地开展教育工作、科研工作,文章以“互联网+”时代为研究背景,重点分析“互联网+”时代给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及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互联网+”时代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即思想上高度重视、行为上大力支持,同时还要以发展眼光不断创新、优化,建设出专业且高效的行政管理信息化平台。     

县改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究

2002年的浙江“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吹起了“扩权强县”的号角,成为激发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动力源泉。作为市辖区,从法理上看,其职能带有更多的授权性,而非职权法定,市辖区政府职能定位不明晰、市与市辖区行政体制不畅成为束缚市辖区经济发展的行政羁绊,市辖区的职能定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发展问题愈发凸显,正作为共性问题逐步进入高层的决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