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北方灾荒与乡村建设

在农业开发背景下,明前期北方乡村社会保障与农业生产条件的缺失,造成北方地区有灾则荒与乡村社会脆弱化的后果,灾荒一体化成为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社会现象,北方乡村社会实际上成为"灾荒社会".灾荒、人荒、地荒等"三荒"形成事实上的地理耦合.     

1942年河南大旱灾对地权异动的影响

历史时期,灾荒所造成的损失绝大多数是由灾区农民来承担的。地主和商人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灾荒对他们的损害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灾民为活命而失去土地便成为很自然的过程。1942年大灾过后,土地回赎诉讼之多,纠纷之繁,成为灾后公私场合议论的焦点。对于灾民来说,土地回赎的道路充满艰辛,尽管有政府的三令五申,但土地回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传统社会时期构建和谐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者是想象而已。     

中国现代史的又一项开拓——读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阻滞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不能低估自然灾害。灾害自古即有。《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曰:“凡火,人火曰火;夭火曰灾。”这里把自然发生的火患称作“灾”。随着历史的演进,“灾”被泛指水、火、旱、虫等自然灾害。不过,灾害与灾荒并非同一概念。灾害是自然灾变所致,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灾荒是天灾与人祸的交织,如果自然灾害变成社会上的灾荒,这就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了。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共发生水旱灾害2085次,几乎平均每年有一次,其他风、电、蝗、疫等灾害则不计其数。历代反动统治者利用天灾,加强了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中国自古是个多自然灾害之国,民国时期灾荒更加频繁严重。其特点是: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往往几种灾害同时同地发生。其危害严重而深远:灾民遍地,大批死逃;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减少;交通和工程设施被中断和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反动派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和制造了灾荒;水利长期失修、破坏;植被严重破坏。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中国自古是个多自然灾害之国,民国时期灾荒更加频繁严重。其特点是: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往往几种灾害同时同地发生。其危害严重而深远:灾民遍地,大批死逃;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减少;交通和工程设施被中断和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反动派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和制造了灾荒;水利长期失修、破坏;植被严重破坏。     

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传染病频发的时期,就其分布而言,南方明显多于北方。南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省。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原因除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与南方山地的开发、流民移动的方向息息相关。明代传染病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民间灾荒救济

民国时期,民间各种社会力量面对灾荒频仍的状况有其积极应对措施。灾荒发生后,淮河流域既有民间个人力量的募捐,也有宗教团体的救济,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尤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救济功能,总体呈现出救灾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多种民间慈善组织致力于灾民的生活救助,并对灾区的疫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灾荒救济呈现出诸多局限性,表现在:重灾后救济,轻灾前预防;缺乏救济物资和资金;盲目垦荒等。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明代洛阳文人集团补考

明代洛阳文人结社,前已有《明代洛阳的文人集团》给以考索。今复考得若干,遂使明代洛阳文人集团总数达21个,其数量之多,堪称北方之冠。因以作补,以见明代洛阳文人结社之全貌。     

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明代官员进谏模式及其特点

明代官员敢言之风盛行,在传统"五谏"说的基础上,明代官员主要采取婉言讽谏、敢言直谏、犯颜强谏的方式进谏.其中,官员在婉言讽谏时,又往往借灾异、古训、先贤、祖制、史官以及自劾不职等方式进行.明代官员的进谏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进谏理论.与前代相比,群体性的直谏、强谏成为明代官员进谏的显著特点.明代虽谏无专官,由言官掌言责,但进谏的官员不限于言官,层面广泛,进谏风气浓厚,且传统的进谏戒律多被打破.明代官员的进谏模式及其特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以及士大夫为维持士人政治所进行的抗争和努力.但进谏官员多下场悲惨,反映了士大夫政治在膨胀皇权的挤压下日薄西山的态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代官员在进谏方面的努力,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挽歌.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略论明代陇东地区旱灾的特征

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的陇东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之一,尤其旱灾频繁,特别是在明代。明代陇东地区的旱灾呈现出频繁发生,旱期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破坏大等特点。为了进一步了解明代陇东地区自然灾害的情况,有必要对整个明代陇东地区的旱灾特征做深刻细致的归纳与总结。     

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代户口之雾"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使人们难以看清明代人口的真实数字,由于当时史书均没有注明所统计户口是否包括男口和女口,所以,给后世学者带来诸多疑问.由于明代人口数一直没有定论,故现代人在著作中都将正史中所记载人口数作为全部人口数引用.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可证,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的多一倍左右.     

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研究

明代北京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雹灾、风灾、地震、蝗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密度大.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公共工程、民众生活乃至生命以及社会治安、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和危害.一定意义上说,明末频发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明朝灭亡.明代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而严重,与北京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及大气环流、地形及河流分布,当时北半球处于小冰期以及北京地区长期以来不合理开发、自然环境恶化均有一定关系.对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由明朝中央政府直接领导,设仓、治水、捕蝗以备灾,祈祷、修省以祛灾,蠲免、赈济以救灾,其措施完备、赈恤丰优均为外省、外府所不及.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