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与国际法

曾纪泽是在近代早期出洋官员中高度重视国际法的清朝官员之一。在弱国外交的背景下,他试图以国际法为依据,更正不平等条款,收回国家主权。他直接参与了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问题交涉等重大外交事件,并以国际法为依据,在外交活动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的这些努力,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战前中法越南交涉与曾纪泽的政策效应

1883年初法国撕毁《李宝协议》,扩大对越侵略,使中法越南交涉转入新阶段。面临危机,驻法公使曾纪泽积极主张"备战通商",加强中越协作,以有效地阻遏法国侵略势头,表现了新的策略思想,却遭到主张妥协避战的李鸿章的反对,致使清政府游移于两种政策之间,失去先机,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     

曾纪泽与赫德的争斗

曾纪泽是外交官,赫德是总税务司。赫德插手中法谈判、中英谈判、排斥中国外交官,引起曾纪泽的不满,以致频频将赫德不愿公开的信息透露给报界。在中葡澳门交涉方面,双方意见更是尖锐对立,明争暗斗,直至曾纪泽逝世。     

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中西文化是曾纪泽外交思想的源泉。他是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外交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中俄谈判和中法交涉无疑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既不同于主和派 ,又不同于主战派。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

曾纪泽是光绪朝驻英法使臣。一八八○年,在崇厚赴俄订约失败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曾纪泽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曾纪泽赴俄改约问题,有益于总结中国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入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人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1908年河口起义与中法交涉

1908年河口起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云南边疆发动,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义举。此事件前后,清廷与法帝国主义围绕查拿镇压革命党人、保护洋人与教士、滇越铁路与法商损失赔偿等问题进行了交涉。中法交涉反映了法国殖民者的强权、清廷的衰弱、双方在镇压人民起义问题上的一致性和晚清中法的矛盾妥协关系。     

西北界务谈判与西方地图使用——以光绪年间两次中俄西北界务谈判为中心

清光绪年间 ,中俄在西北有过两次界务谈判。当时的中方交涉者曾纪泽、许景澄等人缺乏来自国内可靠地图的有力支持 ,于是 ,出现了交涉中对于西方地图的使用、译介与研究 ,并由此引发了对传统地理学的反思 ,促进了近代地理学的产生。     

略论曾纪泽、李鸿章关系

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戲分户部”蹇谕ㄉ毯?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     

迎拒之间:论曾纪泽对公法的认识及运用

曾纪泽公法维权思想是在全方位扩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与落后的中国古典文明的激烈冲撞中产生的。曾纪泽对国际公法的多面认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肯定公法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意义,所以主张接纳公法;另一方面,曾纪泽并不迷信公法,而是主张有选择地援用公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曾纪泽并无意将公法作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准则。其对公法既承认又保留的迎拒心理反映了近代知识界对国际法是否可恃的矛盾心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则鉴于中国国势日弱及国际公法在中西交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加强了对公法的重视、认识及运用;二是源于对世界强权政治的实质性认识,使曾纪泽对列强主导下的公法有所保留;三则其对包括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在内的中国的制度、法律、文化仍具有强烈信心。曾纪泽对公法的多面认识及灵活运用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络,具有实用性,也受传统思想、个人能力及时代主流的桎梏,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与实践初论

中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左宗棠与中俄伊犁交涉

1871——1881年间的中俄伊犁交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法战争以前中外关系史上历时最久、波及面最大的一次事件。从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陡然加剧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到左宗棠指挥清朝军队进兵新疆、收复失地,再到崇厚出使辱命和曾纪泽与俄国改订条约,其间事变丛生、狂澜屡起,不能不引起朝野上下和国际上的密切注意。本文仅就左宗棠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试作一评。     

曾国藩诗文系年

曾国藩早年京中所作诗文,大多将副本陆续寄回湖南湘乡老家,领军以后所作,则多数存于署中。去世之后,其门人李鸿章等倡议编辑遗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便将湘乡与金陵存稿大致清检,在清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携交湖南长沙传忠书局,由王定安、杨书霖等任编校。书局于次年将诗刻峻,由曾纪泽校毕清样,然后付印。此即同治十三年(1874)传忠书局版四卷编年本《诗集》。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对此重新编校,改为分类本三卷,具体编校者不详。《文集》则有三个版本,即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光绪二年四卷编年本与三卷分类本,编校者皆为李瀚章、黎庶昌、张裕钊、王定安、曹耀湘。     

李鸿章与近代越南宗主权问题

本文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李鸿章在近代越南宗主权问题上总体上是力图保藩、捍卫越南宗主权的，在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８８５年期间李对越的政策历经五次变化。这些变化充分反映了他在对外交涉中的屈服与抗争的矛盾运动及其循理主义外交、实力备战外交的风格。同时，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依然闪烁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光芒。     

曾氏第二位外交官曾广铨

曾广铨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位外交官,也是继其父曾纪泽之后曾氏第二位外交官。在出使韩国期间,他提出了＂兴学＂、＂保商＂、＂护侨＂的思想,主张建立韩语、警察、商学等科学堂,以适应复杂国际条件下的对外交涉。他以俭养廉,不失国体,发扬祖国的民族精神,曾影响于一时,被清廷誉为＂良臣＂。     

略论曾纪泽的洋教观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对曾纪泽洋教观的由来、主要内容及影响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论述，力求弥补目前学术界对曾纪泽外交思想及活动研究之不足，从而使我们对曾纪泽这一历史人物有一个较全面、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