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先秦时期官箴文献考论

先秦时期的官箴文献主要是以箴文的形式存在。夏商两代特别是商代已有不少箴文面世,这是无可置疑的,公认属于"无可怀疑的殷商遗文"的《尚书.盘庚》所载"小人之攸箴"就是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殷商时期的一部官箴文献。如果说周初的《虞人之箴》是"官箴王阙"即臣诫君的代表作,那么稍后的《大正箴》则开启了先秦官箴文献中君诫臣的先河,而《耄箴》、《勤箴》这两篇分属春秋早中期的箴文的存在更是无可辩驳地证明,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君诫臣已成为官箴创作的常见现象。官箴文献的规诫主客体从单向的臣诫君朝着双向的君臣互诫的转变滥觞于西周早期,完成于春秋早中期,故而传统所谓君诫臣之箴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汉以后、唐代、宋代等等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古代“官箴”述论

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古代“官箴”述论时运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官是国家机关中有一定等级的公职人员；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撰写官箴的目的是劝诫官员从政为善。中国从先秦开始，几乎各代都有官箴，官箴文献也十分丰富。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官箴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内容和特...     

政与“稽古”权与“忧患”——箴文文体探赜

“箴”是西周时期出现的一种文体,其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具有较强的规诫意味,自汉代以来官箴的创作达到了高潮,这种文体的产生由于特殊的生产机制,其文体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官箴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官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为官之道。论文论述了官箴的形成、官箴的核心价值及道德操守以及官箴的不足,认为官箴精华与糟粕并存,其积极部分,如“敬畏忠”的核心价值,“清慎勤”的道德操守,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仍有正面意义。     

从中国古代"官箴"论执政为民

中国古代的“官箴”中不乏进步合理的因素,许多箴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批判继承和发扬,其中的“民本观”对于我们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古代“官箴”为我们树立“民本观”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同志”称呼的由来

“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言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注脚:“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有“好友同志”之语。元初名医朱丹溪在《格致馀论》一书的“饮食色欲箴序”中也写道:“饮食之欲,于身尤切……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可见,古人用“同志”来表达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     

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

作为清代“官箴书”的代表作品之一,《钦颁州县事宜》一书在内容上基本涉及到州县衙门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权威性的“州县指南”.该书是在雍正皇帝的积极推动下,由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编撰而成;并经雍正审定后,谕令刊刻、颁发给全国的州县官员,是典型的通过皇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箴书”.这既与雍正厉行整饬吏治的意图有关,也与他希望藉此弥补州县官的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之不足有关.在皇权的力量之下,《钦颁州县事宜》不仅传播范围广泛,而且在清代的州县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古代官箴书中反腐倡廉浅析

古代官箴书中反腐倡廉浅析彭忠德古代的官箴约有８０余种，大多是将如何为官的箴言简单地汇编为一书。其中，关于反腐倡廉的箴言散载各书①。古代官箴有关反腐倡廉的箴言，可以分作如下三个部分：提倡清廉清廉是官员最重要的优秀品质。“廉”之义为“清”，即不贪求。“清...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郑海麟一、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陈宝箴、黄遵宪在湖南新政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具体地实施了他们所构想的“地方自治”理论。关于以湖南为基础实行“地方自治”的理念，陈宝箴似乎萌发得很早。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云：“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     

修养箴谏不谢花——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札记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重读收入《刘少奇选集》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仿佛观赏一株打不折,摧不败的鲜花,越发感到光彩夺目,芳香四溢,使人精神倍增,激奋不巳。此刻,张爱萍同志写的《西江月·大白》一词中“修养箴谏不谢花”的诗句,油然浮现眩海。俯案潜思,诗文对照,顿觉一语概括了重读《修养》的深切感受。故命此题,集此小札。 莫忘“大任”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提及“大任”, 不少人都会为之一震。有的听而生疑,思而生畏;既有不解之感,更多不祥之兆,于是乎,有口不言“大任”     

陈宝箴为慈禧密旨赐死说再考辨——从陈三立“门存”诗谈起

关于陈宝箴死因,有慈禧密旨赐死说和"忽以微疾卒"两种说法。陈三立"门存"诗"伶俜余吊属镂魂"、"掌梦难招负石魂",乃用《左传》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剑自刎和《史记》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典,暗指陈宝箴系被最高统治者赐自尽。又陈宝箴卒前三四个月,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清议报》披露"西后现降密谕"捕拿陈宝箴,三月,宋恕《致孙仲恺书》又云:"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均与戴远传《文录》所记"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之说若合符契。系统分析与陈宝箴死因相关之诸种文献的内容、文体属性、功用、来源和相互关系等等,可以认为:陈三立所撰《行状》云其父"忽以微疾卒"乃微言,陈宝箴之死的真相,当以《清议报》和宋恕《致孙仲恺书》披露、戴远传《文录》记载、陈三立诗歌(特别是"门存"诗)流露的被慈禧密旨赐死说为是。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陈三立诗歌散论

一、关于陈三立的生平及思想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创立新政。戊戌变法后,他父亲因举荐“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刘光弟、杨锐被劾,父子两人永不得叙用,此后他终生未再进入官场。陈宝箴病逝西山(又名散原山)后,他移居金陵。     

孔子“小人”价值观述论

<正> “小人”价值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从经济、伦理和政治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诸前辈与同好。(一)“小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逸周书·文传篇引夏箴》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这是关于从事农业的“小人”的经济地位的较早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即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国语·齐语》及《管子·小匡》等典籍均并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但此时的“士”在经济地位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一个等级,不属于“小人”范畴;而农、工、商则     

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

戊戌维新期间,广东学政张百熙奏请康有为免试特科一事,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编辑过程中,误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为,并经由黄彰健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而以讹传讹。本文对此作了厘正,并就读书与考证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对考证史实所用的资料,哪怕是档案史料,也应持审慎的态度,“考而后信”。     

丁惠康乃丁日昌之子

<正> 戴逸、林言椒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由戴文葆撰写的《谭嗣同》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谭嗣同“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子惠康,被时人并称为‘四公子’.”①谭嗣同(字复生)、陈三立(字伯岩,号散原)、吴保初(字彦复)、丁惠康(字叔雅)四人,在晚清光绪年间被士大夫们称之为“四公子”或“海内四公子”,这是不错的.但是,“戴文”把丁惠康说成是丁宝桢之子,这就是张冠李戴了.笔者认为,丁惠康之父应当是丁日昌,而不是丁宝桢.     

《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文学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文学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     

中国古代官箴书中的息讼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官箴是以一种劝诫文体表达出来的为官之道。官箴文献多种多样,不但可以劝导官员清正廉洁,也对官员的实际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其中,对古代息讼思想的论述有很多,也提出了具体实现息讼目的的对策,如：慎批呈词,色听为先;亲友调处,严限速结;规范代书,严惩讼棍。中国古代在息讼的制度和思想上都有很多可研究之处,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官箴书中对息讼思想的论述进行探析,可以从中发现地方官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