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自命出》看郭店儒简的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不是前人所说是为人治,它是儒家先人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而构建的一套人法相济、德刑并施,注重从根本、源头上来和谐秩序的社会学说。它不仅是社会和谐理论创制的难点,更是现实为政实践的难点。儒家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精神财富。     

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十六年

在两三代人没有从学校里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背景之下,如何让新一代能够接受儒家经典中所传递的核心价值,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事情。本报告对于15年教育实验中所面对的难点,儒家核心价值的源与流,儒家核心价值转化为中华美德教育的目的,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三合一"的教育模式,培训教师等几个方面作了概述。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

儒家伦理是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结合体。前者是儒家伦理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后者是儒家伦理面临现代挑战的导因。在现代情景中，有条件地发扬道德理想主义使得儒家伦理具有了某种现代价值，而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时代吁求又要求重构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规则。儒家的现代命运因此需要分析地而不是笼统地看待。     

论《易经》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易经》独特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是其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特殊的重要因素。《易经》的儒家经典化历程始于孔子＂晚而喜易＂,孔子是《易经》儒家化与地位判定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不同的儒家流派对《易经》的重视程度不一。《易传》显示,《易经》的儒家核心经典地位主要是依靠战国儒家易学派的不断传承和诠释活动而确立的。     

反观传统:儒家法文化之新观照

自从19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儒家法文化便受到西方法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冲击。然而,在这一百多年里,儒家法文化并未因此冲击而消失。而反思一下当前法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进行法治建设是不能割裂传统的;而且儒家法文化中也含有很多合理内核,再加上全球化的推动,儒家法文化也在发展。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儒家法文化,纠正以前的错误观点。     

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吗？

蒋庆所谓的《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一文引发舆论哗然。文章从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出发,在对儒家女性观及儒家对女性的规约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儒家女性观是限制与束缚女性的伦理思想,是男权社会以牺牲女性利益而满足男性家庭利益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儒家女性观一贯损害女性利益,完全不适应现代女性的需求,所谓的“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显然是荒谬的。     

论孔子儒家政治思想

孔子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儒家起源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儒家的古代圣人是伟大政治家,儒家传承周代国家治理的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关注社会人生,担负入世参政的使命。对于政治,孔子有非常全面深刻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在当代中国,许多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和儒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孝道与“亲亲互隐”:德性伦理学视野下的诠释——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在邓晓芒先生看来,"亲亲互隐"与等差之爱是腐败的毒瘤。而儒家认为"亲亲互隐"和儒家孝道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出自儒家孝道的"亲亲互隐"是具体情境下的选择。"亲亲互隐"与社会公正呈现出了张力,儒家伦理主张"义"是合理判断的依据。社会容忍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它在探求这种张力过程中体现的合宜性和平衡性。儒家孝道与仁、义的契合,是儒家孝道德性合理性的深层根基。基于这一论述,可以有力地回应邓晓芒先生有关"腐败毒瘤"的诘难。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孔子传播思想研究

孔子的传播理念是"和而不同",即"仁"与"礼"的统一。就人际传播而言,"仁"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平等传播关系的建立提出了理论依据。孔子的传播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涉及传播符号、传播目的、受众思想、舆论思想、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其对传播符号的论述涉及传播符号的划分、语言的遮蔽性、语言的工具性、传播符号的规范、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其传播目的论带有很强的实践理性色彩,认为传播的目的在于由"学"而"习",在于"言"和"行"的统一;风草论是孔子受众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一方面认为君子对民众的教化恰如风过草偃,效果明显,另一方面又认为传播威力虽然巨大,但也有一定限度,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非一日之功,这比"魔弹论"更加客观;历史传播方面,他认识到"载之空言"和"见之于行事"两种传播方式迥异的传播效果,发明了"托古立言"的传播方式;他还强调在舆论与独立思考之间加以平衡,既重视舆论又不盲从。     

《论语》称谓的礼仪规范与感情表达

周代崇尚礼乐文化,称谓是其中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也是士大夫交往中礼仪规范的自称部分,不应出现差错。《论语》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时,或称名,或称字,复杂多变。文章通过对《论语》中称谓的分析,探讨整理者行文的严谨与情感表达。     

从目的论视角解读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叛逆”现象

采用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林语堂编译<论语>过程中导致在篇章结构和内容方面"叛逆"现象的翻译策略,既而运用翻译目的论揭示"叛逆"现象背后的因素.林语堂在英译<论语>过程中采取编译的形式--重排原文篇章结构和增删内容--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向西方社会通俗地介绍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塑造孔子文化形象.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翻译中的"叛逆"现象可以从翻译目的论角度给予合理解释,译者对原文的"叛逆"是实现其翻译目的的选择,而评价译文的标准则是看其是否有效实现翻译的目的.     

孔子的“友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比较

孔子的“爱人”思想,本质上是讲“亲亲”,但也包含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不仅包含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孔子的“友谊”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既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也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     

论孔子德治思想的方法论视角及现实意义

孔子德治思想的方法论从社会个体修养人手,着眼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强调道德的作用,突出人文教育。它与西方人文学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互换的关系。对孔子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对孔子所主张的道德内容加以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对孔子所夸大的道德作用加以限定,使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互促进,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对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修养方法加以借鉴,使中华民族注重精神自律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人格面具维度下的孔子道德思想观照

孔子的思想道德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的核心所在,贯穿于这个道德线索的主要包括＂仁＂、＂礼＂、＂正名＂等思想内涵,这是孔子对完善的社会道德、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要求与向往。在心理学的维度观照下,孔子的这种思想道德学说看似是一种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规范,其实质则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角色的描述与定位,它规定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具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心理学上的＂人格面具＂诉求。     

扎根理论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分析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基于归纳的定性分析技术,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如教育、宗教等方面运用较多.该方法的特点是从现象中提炼理论,从而创建或丰富既有的理论体系.鉴于企业研究在方法突破和理论创新上的必要性,通过对扎根理论法的适用领域、研究过程、分析技术和疑难问题等内容的论述,对致力于理论探索和方法提升的企业研究者有一定启发意义.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与社会稳定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高道德规范.从"仁”的思想原则出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孔子主张把"爱人”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广博的爱;在任用人才方面,孔子提倡"尊贤”,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地任用贤才;在治理国政方面,孔子不仅要求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而且主张为政者要"恤民”、"惠民”、"富民”、"教民”和"取信于民”;孔子还反对严刑苛政,主张用"德治”这一比较温和的方法处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