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权能的演进逻辑与夯实谋划

我国土地私有权能、两权合一公有权能、两权分离公有权能的逻辑演进,必然要求进一步夯实土地权能。土地权能夯实的关键是政策制度谋划,而政策设计、执行、监督则是土地权能夯实的三角。只有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夯实土地权能,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现实基础。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利益博弈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步伐加快,这为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违背中央精神和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乡政府和村集体的暗箱操作等行为使得农民不能从土地流转中获益。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是关系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大事。因此,在对地方政府,国家监管机关和农民自身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措施,确定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与闽台农业合作深化

从利益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利益是合作的根本基础,在深入剖析闽台农业合作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迫切要求,强调新时期下适时转变合作模式与发展思路、在新的层面上找寻利益交汇点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关键。     

土地征用制度对我国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分析

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是农民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农民家庭及子孙后代长远的生产发展权和生活福利权,是涉及诸多关系与矛盾的综合性制度和政策问题。以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揭示现行制度下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症结,认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是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政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来自中国乡村的调查

调研显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政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呈现出地域性,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女性土地权益在政策的稳定性与家庭成员流动性的冲突中被牺牲。土地承包经营兼具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政策、制度的设计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借鉴日耳曼法上的总有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主体制度,在明晰农户内部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系我国当前兼顾农村家庭成员间利益公平与收益效率的有效路径。     

农村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

在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普遍遭受着大规模、深程度的侵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民和用地企业方面的因素,是涉及诸多关系与矛盾的综合性制度和政策问题.本文以失地农民的就业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现行制度下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症结,认为失地农民的就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则加剧了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长期恶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高层研讨会专家观点汇要

2003年10月18日至19日,由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和法政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高层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三农"研究的资深教授和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农业立法研究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农业经济政策研究专家,上海、江苏、山东、安徽、云南等省社会科学院的农业经济专家或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员,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农业大学、苏州大学、海南师范学院等高校青年教授和学者共4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这一主题,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变化的新趋势、新问题","农民土地权利结构及权益保护的理论、政策、法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土地权益"等议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下面摘编的是会议论文、主题演讲和大会讨论发言的主要观点.     

南安剩余劳动力的实证分析

劳动力的转移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过度滞存将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小,无规模经济,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南安地区农业的劳动力为考察分析的对象,说明了该地区剩余劳动力的特征、成因及目前转移的障碍途径,并提出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南安经济增长的几点政策建议.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农地流转的总体水平偏低,农户分散化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国外经验表明,土地流转离不开明确的土地产权、成熟的中介机构、农户权益的保护和完善的财税金融服务。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流转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和严格保护耕地,培育专业的中介机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采取强有力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措施来引导农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瓶颈的关键所在,而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决策。基于四川省4市471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土地流转能够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倾向,即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其市民化倾向越强烈;第二,高层次非农就业除了具有正向影响市民化倾向的主效应外,还在土地流转与市民化倾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调节方向表现为,减弱低土地流转程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高土地流转程度导致的正面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着重保障城市就业权益、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等政策启示。     

农用地流转的武汉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启示

近年来,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索成为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域的关键点。通过对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实证研究,分析"武汉模式"产生的动因及其运行机制,运用AHP决策方法评价武汉市农用地流转绩效,指出"武汉模式"的风险和缺陷。结合武汉市在农用地流转市场建设中的探索,提出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明确农业企业准入限制以保护农民利益,出台激励政策扶持流转主体,以推动农用地流转市场长远发展。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三权分置”政策是我国调整农民和土地关系的重大制度创新,必须用科学的法思想和法理论来对政策的法律内涵进行明晰,实现从“政策语言”到“法律规范”的全面转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权分置”是围绕着农地展开的“三农”改革,即农业生产方式与土地市场化的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关系的重构、农民的身份利益与自我解放。通过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表达为“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资格权是以身份权为基础,包含财产权内容的复合性权利。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规定为总有关系;修订细化成员权得丧变更的制度规范;建立宅基地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配套制度。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演进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演变的3个阶段,即相对宽松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严格管制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探索试点阶段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并考察相应阶段的农民土地权益的表现,提出在稳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政策创新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好农民合法权益的建议:(1)明晰产权,确保农民成为流转主体;(2)实行征地价格市场化;(3)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4)细化耕地保护,完善配套措施。     

现代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需要”

公共利益需要是当代土地征收制度中限定征收范围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法治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此项原则,并通过此项原则较好地平衡了土地财产权和土地征收权。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确立了公共利益需要原则,在制度层面却又确立了建设用地国家垄断制度,法律冲突直接导致广大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严重受损。今后改革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被征收土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并强化征地纠纷的司法审查,以便为在我国真正确立此项原则奠定财产权基础并提供司法保障。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企业财务管理的视角,围绕农户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收益和风险,采用文献综合法、归纳演绎法和数学模型法,深入分析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总体思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研究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在土地使用权价格确定、入股后的收益分配、企业破产时的财产清算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逐步完善外部条件、破解制度约束,通过建立农村有形土地市场、强化农村财务审计监督、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等方式解决上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果在不改变外部运行环境的条件下直接做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还会引起更多的利益纠纷和更大的社会矛盾;土地使用权租赁具有收益稳定、风险低的特点,而且租金收益可以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调整,更有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比土地使用权入股更加符合农民的预期,因此就当前来说,土地使用权租赁优于土地使用权入股。     

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效果评价——基于陕西、宁夏的农户数据

采用2013年7~8月对陕西、宁夏地区农户关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效果评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效果总体较为理想;文化程度、耕地面积、政策了解程度、参与抵押意愿、满足资金需要、实际解决困难、服务满意度是影响农户对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效果评价的关键因素。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家庭年均收入、金融机构的数目、信誉、交通便利程度对农户评价无显著影响。提出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覆盖范围、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执行机制、鼓励农户参与产权抵押融资管理等建议。     

深化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不足,是"三农"问题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够克服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作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学术界对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对当前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化改革问题研究的建议。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集体化＂及＂人民公社＂时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即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之后,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进而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由此提出,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