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对高薪养廉的质疑出发。主要分析“高薪”能否养“廉”、我国是否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土壤、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否不低、薪水多高才算高薪等几个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落实高薪养廉政策的具体可行的做法。     

论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对高薪养廉的质疑出发,主要分析“高薪”能否养“廉”、我国是否具备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土壤、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否不低、薪水多高才算高薪等几个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逐步落实高薪养廉政策的具体可行的做法。     

高薪养廉的必要性和约束条件分析

文章首先从政府和公务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人力资本的消耗和补偿、历史经验三个方面论述了高薪养廉的必要性 ;其次 ,分析了高薪养廉的约束条件 ;最后得出结论 ,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 ,但并非充分条件。它的真正实行 ,不但需要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 ,而且还需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官僚机构的自身完善     

高薪养廉与体制创新——学习十六大精神体会

合理的薪俸是吸引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政府有效运行的 重要力量;“高薪养康”得以实施,还要靠体制和机制;“高薪养廉”体制和机制应该是综合性的;“高薪养廉” 必须伴随文化更新。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高薪养廉”问题研究综述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廉洁高效就始终是各类政权争相追逐的目标。与此相对应，数千年来，腐败也一直是困扰着整个世界的恶疾。作为应对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的措施之一，“高薪养廉”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在我国则对此项制度争议颇多。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高薪养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主要观点进行综述，以期推动该研究的深入开展。     

“高薪养廉”还是“高薪致腐”?——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反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以中国沪深A股2007—2014年间的1415个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在高管的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之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关系。在显性腐败行为中,高管薪酬与腐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薪养廉",也就是说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则高管显性腐败的概率越低;而在隐性腐败行为中,高管薪酬则与腐败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薪致腐",也就是说高管获得的薪酬水平越高,则高管隐性腐败的程度会更高。另外,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非国有属性的企业,"高薪养廉"在国有属性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反腐败之"高薪养廉"对策辨误

针对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不绝的现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解决腐败问题的对策,"高薪养廉"便是很多人极力推崇的对策之一.但腐败现象的产生是经济、政治、文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高薪养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腐败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     

由“高薪养廉”谈我国公务员物质激励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我国政府效率低下、公职人员贪污腐化等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廉洁、职责明确的政府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逐步推行,在遏制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化方面,高薪养廉的呼声再一次高涨。本文着重从经济学角度,在公务员是理性“经济人”这一人性假设的基础上,以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利用政府公务员博弈模型,对“高薪养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进一步提出公务员适度物质激励的必要性。     

新加坡的精英主义与高薪养廉及其启示

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根植于其厚重的现代精英主义文化之中,并有其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简化的政府制度与之相配套,因而比较成功;中国在建国后由于受到平均主义的影响而长期推行较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精英主义悄然兴起和推行拉开收入差距的按劳分配政策,因而分配政策渐趋合理.但由于受到仍很浓重的平均主义的影响而难以确立起合法性,所以难以继续丰满,并且反而使非制度化的分配方式有机可乘,非国家的社会文化有所扩展并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关于高薪养廉的思考

文章围绕高薪能否养廉这个命题,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进行充分地论证和探讨,认为高薪养廉是靠不住的.必须多管齐下,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入手,才能防止腐败,实现廉政.     

削权养廉

经常有人说,应该“高薪养廉”。意思是,给官员足够的正常收入,以至于官员不屑于不正常收入(贪污受贿)。“高薪养廉”,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现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可以说是有“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胡萝卜的一手是,“美辞养廉”,对廉洁的官员,不惜用尽天下最美好的赞誉之辞,广泛宣扬,既希望其他官员效仿,也希望老百姓相信“绝大多数官员还是廉洁的”。这一手,实际上是沿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传统,重在道德引导。大棒的一手是,“严刑养廉”,对腐败的官员,严刑伺候,既希望能杀一儆百,令其他官员心生恐惧,也希望能杀一谢万(谢…     

防范政府审计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成本效益分析法、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以及博弈论的原理分析了政府审计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并对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政府用人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政府雇员制

现行公务员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政府雇员制作为一种全新灵活的用人机制,弥补了现行政府用人制度的不足。它在政府用人方面引入了市场化运作和契约化管理,成为政府用人制度完善的有效途径。     

“买断工龄”的成因与后果——一个信息经济学分析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一些运营困难的企业对内部职工实施了"买断工龄"的政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买断工龄"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反腐养廉博弈模型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由来已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广大政府官员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 ,还应更多地采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委托—代理模型 ,分析委托人 (政府 )和代理人 (政府官员 )的博弈活动 ,指出高薪养廉 ,加强监管 ,防止腐败的新途径 ,并给出确定最优监管水平的理论公式     

基于逆向选择的政府购买CPA服务的进化博弈分析

基于逆向选择,利用进化博弈对政府购买审计服务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策略进行分析,建立政府部门与社会审计机构之间的非对称博弈模型认为:当社会审计机构采取欺瞒策略概率较高、政府部门采取避免措施积极性不高或采取措施的成本过高时,社会审计机构的欺瞒行为对审计质量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增大.因而,发现审计机构存在欺瞒行为时,必须提高其因此造成的损失,以降低其预期收益.     

催生政府雇员制的肇因分析

政府雇员制作为我国政府部门引进专业人才的举措之一,以灵活的制度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人员组成结构、节省行政成本等因素成为催生政府雇员制的现实肇因;而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的非理性因素则成为催生政府雇员制的制度肇因。     

论激励型廉政政策的范畴与影响——以“耗羡养廉”为例

廉政政策按照行为导向可以分为约束型与激励型两类,我国古代发达的监察制度使得约束型廉政政策成为腐败治理的主要手段。明初的重典治吏表明,约束型廉政政策可以快速打击腐败,但超出必要限度的严刑峻法会产生反腐边际效应递减,需要导入激励型廉政政策矫正负外部性。以往激励型廉政政策多因陷入道德渊薮而效果不彰,雍正朝的“耗羡养廉”是技术范畴内的激励型廉政政策,通过裁汰陋规、禁止捐俸、限制耗羡用途等手段降低了治理成本,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实施激励型廉政政策是反腐败标本兼治、巩固治理成果的重要方向,“耗羡养廉”所展现的熟悉下情、不图虚功、因地制宜以及灵活施策等优势,为当今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可创造性转化的历史经验。     

农民工培训的逆向选择及破解对策分析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农民工培训。目前,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力度正在逐年加大;但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却缺乏积极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民工培训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破解对策就是农民工通过“信号传递”的方式使企业了解到其个人素质的完全信息,这样企业将针对高素质农民工与低素质农民工制定不同的服务合同。政府在农民工培训过程中要加强政策导向投入、财政支付投入以及技能凭证管理投入。     

企业与客户关系维度模型及契约关系分析

通过考察企业与客户关系发展演化中出现的新特点,借鉴人际关系维度理论,建立了企业与客户关系维度模型,并对企业与客户关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界定。在总结和分析企业与客户契约关系不同形式的基础上,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成为企业与客户契约关系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