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 从“供给者本位”与“需求者本位”的视角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的转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经历了从“供给者本位”向“需求者本位”的转换。“供给者本位”强调把社会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需求者本位”则强调把“现实的人”看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两种育人理念尽管都是为了克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某种困境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却由于其本身的理论缺陷,使其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实现“供给者本位”和“需求者本位”的统一是解决当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理念弊端的必然选择。     

科研导向下绩效工资的倒“U”效应

种种迹象表明,高校陡峭型薪酬结构难以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建模和系统仿真揭示,高校科研导向下的绩效工资激励具有典型的“倒U”效应,最佳薪酬结构在于保持固定工资与弹性工资比例为7/3左右,才能有效平衡绩效工资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结合高校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研究发现,由于当前收入水平无法体现其人力资本特性,我国高校薪酬模式正陷入一个制度困境：默认或缺乏对“体外”收入的有效监管造成工资结构倒挂。创建去功利化的高校薪酬制度必须提到国家战略议程,本文认为,与其诉诸巨额成本矫正绩效评价信息扭曲,不如通过强化基础绩效工资的功能和比重以改善薪酬结构,在逐步提高高校薪酬水平的基础上促使薪酬曲线从陡峭型向平缓型转变。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的极限及其突破——一个“两阶段模型”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变迁基本上属于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方式由于"诺思悖论"而面临着难以突破的改革极限.突破这一改革极限的可能途径在于及时转换制度变迁方式,即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转变为以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为主、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为辅的制度变迁方式.     

制度变迁的类型及转换规律

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 ,每一种变迁方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在实际运用中要把两者结合运用 ,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完成后期任务 ,强制性制度变迁也需要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进行前期探索 ,积累经验。     

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农转非”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

“农转非”是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过程。而在我国,这个过程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和户籍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微观影响机制因此呈现出时代的变迁：改革前,“农转非”的影响要素包括家庭出身、父代地位、个人教育,反映了一种国家制度庇护和个人能力筛选的混合模式;改革后,家庭出身的优势消除,父代地位的影响转化为通过提升子女教育程度间接起作用,与此同时个人教育程度的作用持续存在,筛选门槛增高;进入改革后期,“农转非”的实现途径多元化,机会更加平等,群体的异质程度增加,职业分布趋于分散。这些实证研究对于我国当前劳动力管理有着相应的政策意义。     

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理论及发展对策

科技成果可分为基础性、应用性和软科学三种类型。成果转化与推广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区别。成果转化指标一般用转化度、转化率、转化指数表示。其转化途径主要通过科技推广体系、以科技为主的综合开发、技术教育培训、大众媒体、技术市场和可物化成果的产业化开发等途径来实现。深化改革 ,健全倾斜转化的科技体系 ;增加投入 ,建立加速转化的资金保障体系等措施 ,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     

北京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转化评价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在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转化是影响科技进步的主要因素。制定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转化的重要政策导向。目前,国内大学侧重于大学教学和科研的评价研究,但对创新能力转化的研究欠缺。从科技创新投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高校科研制度的安排、市场转化机制4方面分析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转化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科技创新能力转化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北京地区6所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转化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研究,提出了高校既要加强经费和研发人员的投入,也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转化。     

台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分析与思考

运用农业科技转化的系统理论,分析探讨台湾地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子系统、组织结构子系统、提供资助服务资源子系统和转化机制子系统,揭示台湾地区农业科技转化系统的基本特征与成效,为加快福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借鉴与思考。     

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特征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社会科技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不仅具有一般科技成果转化的共性特征,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本文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起点的可转化性;转化过程的独特性以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终点的双重效益性。     

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不断升温,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承担大国责任、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自主的历史性机遇,也会给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系统带来巨大挑战。能源转型过程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绿色、经济、安全的多目标权衡-“不可能三角”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1+N”双碳政策体系,以克服单个减排政策的局限性。而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需要把握其内在特征：多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把握内在特征是构建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综述关键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按照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两条方法论主线,提出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推动平稳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在双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变革。     

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以1840至1928年中国法制现代化为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制现代化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转型对法制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制现代化对社会转型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一互动进程中,晚清至民初法制现代化经历了启蒙期、发生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     

公民权利的觉醒与行政体制的改革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漫长、全面、深刻的转型期,虽然转型的道路曲折、迂回,但历史发展的方向却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权意识的觉醒,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作为对民权觉醒的回应,公共管理者必须要体察民生、民情、民心,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巩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实启示

党内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巡视制度经历了萌芽与初创、继承与探索、恢复与重建、规范与发展、成熟与完善5个发展阶段。巡视制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巡视权威由相对较强向全面增强转变、巡视内容由相对简单向日益丰富转变、巡视过程由非规范化向规范化转变、巡视方法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等鲜明特征。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的一把利剑,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要深化巡视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强化巡视制度的理论创新;注重巡视制度的完善,增强巡视制度的科学高效;注重巡视制度的实践运用,加强巡视成果的实效转化;注重巡视制度的协调配合,强调巡视方法的协同推进;注重巡视巡察的机制衔接,强调巡视巡察的上下联动。     

从改良性修补到批判性重构--中国价值观念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根本出路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其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其方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其结果是修补性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改良态度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迟迟难以实现、举步维艰的根本性障碍。到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思想影响和权威作用下,我国走上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也开始了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的转换和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一变革远未完成。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转换的进程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的同时,使生长着的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逐渐达到完备和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现代价值体系。只有尽快建立起现代价值体系,并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中国社会的重构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况下,再也不能只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改良性修补,而必须从根本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批判性重构,使之真正现代化。     

论文化行政转型

文化行政是作为宏观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作为微观的文化行政运行机制的总和.文化行政转型是指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化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转变.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行政转型的动力,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行政转型的直接手段,而体制、机制创新是重建文化行政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