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汉代经学研究的新突破--《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 1 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 ,研究视野开阔。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唐代私学考

《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塾和庠要算是最早的私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发展,私学至唐代已日臻成熟。 唐代私学就是指在野的文官、闲居故里的经学大家开办的私塾或聚徒读书讲学。唐代私学分为书院、乡学和聚徒讲学三种形式。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楚国的史书与史官

(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祷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庾蔚之《礼记略解》评述

庾蔚之是南朝刘宋时期重要经学家。其《礼记略解》体现出的郑注之外兼采他说：以义理阐释为主,较少文献互证;注重校勘,多得其正;力求对异文做出合理阐释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南朝经学注疏的一般特点。《礼记略解》的成果不仅为唐修《札记正义》所吸纳,而且为历代尤其是清代《礼记》研究者所借鉴。     

《魏源全集》各书版本概说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除此次整理《魏源全集》中所搜集到的存世刊本(或抄本)17种外,据传记资料记载并不完全的统计,其失传的佚书尚有如下两类:一是仅存书名者,计有《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学文选》等9种;二是存书名和序或叙而正文失传者,计有《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录》、《孙子集注》、《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6种。魏源存世著作的版本情况亦较复杂,其突出表现为:如“《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     

皇侃《礼记义疏》略论

皇侃的《礼记义疏》代表了南朝《礼记》注疏的最高成就。皇侃采用的宗郑为主,兼采他说;阐释义理为主,间引文献互证;运用科判体式,重视总结段义;注重从礼仪变迁的角度阐释异文等方法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南朝经学注疏的一般特点。其成果不仅为唐修《礼记正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历代研究者所吸纳,具有重要的经学史意义。     

宋代《礼记》学研究的新拓展——《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古今学者关于《礼记》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其名物训诂、礼义制度的诠释阐发,而对于《礼记》学史则素少研究。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作为首部《礼记》学断代研究新作,学术价值极高。该书分上下两编,40余万字。上编采用个案研究,共考察了宋代《礼记》学名家20余位;涉及到相关     

郑玄礼学的延伸——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注残卷内容的分析可知,郑玄《论语》注具有尊用《周礼》、参用《仪礼》、《礼记》的学术特点。《论语》郑注是郑玄礼学的延伸,对研究郑玄的经学有重要意义。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春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

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春秋》学传统.一方面,他们从《春秋》的研阅实践出发,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象";另一方面,基于《春秋》兼具经、史的特性,他们重视史书修撰,倡导诗以存史,构建杜甫的"诗史"典范.同时,"隐而微"的《春秋》笔法,本就带有"存史""写心"双重意蕴,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意象之下,"隐迷"诗风的背后透示出高超的"写心艺术".经学、史学、诗学圆融的《春秋》学体系,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     

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

老子平生事迹,司马迁《史记·老子传》所记很简略,有错误,又有传疑的说法。参考他书也只能描写一个轮廓。老子姓老名聃,(《墨子》《礼记》《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均称他为老聃或老子,《吕氏春秋》又称他为老耽:耽与聃古通用。可证他姓老名聃。)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见《老子传》)生于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的图书馆员,掌管图书,孔丘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

两晋是《春秋》学的兴盛时期,《春秋》及其三传的经学研究著作丰富繁多.受晋初出土史料的影响,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两晋,《春秋》的史学性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两晋经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春秋》的史学本质,两晋史学家则纷纷模仿《左传》以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