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浮生六记》文化负载词英译补偿研究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符际、跨时空的活动,其涉及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鉴于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无法诠释的现象,以《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及其在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对文化负载词语进行分类,探索《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的英译及补偿问题。     

《浮生六记》文化负载词英译补偿研究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符际、跨时空的活动,其涉及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鉴于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无法诠释的现象,以《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及其在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对文化负载词语进行分类,探索《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的英译及补偿问题.     

从译者文化观看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林语堂《浮生六记》为例

以《浮生六记》为例,具体从林语堂独特的女性观,"和谐"的美学思想,追求本真和快乐的人生哲学,田园化的理想生活模式等方面探讨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文本的价值取向的契合点,分析林语堂选择浮生六记为翻译文本之必然性。     

论辜鸿铭《中庸》英译本中道德哲学的建构

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译了《中庸》,他翻译《中庸》的目的主要是要借《中庸》的翻译来宣扬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改变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而,在具体翻译中,他通过多种途径来彰显原典中的道德内容,主要表现在：通过序言、附录等副文本总体性论说中华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质;通过在译本正文核心术语翻译中添加“moral”一词来突显道德的内涵;通过译本中相当数量的双行小注来进一步随文阐释道德的主题。辜鸿铭的译本成功地将《中庸》建构成为代表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机整体,他在翻译中所尝试的阐释路径与方法,也为后人开辟了翻译阐释的新天地。     

模因论关照下的中国宗教文化英译与传播——以《浮生六记》三个英译本为例

《浮生六记》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本文从模因论的视角,探讨了其宗教文化英译和传播的过程及原则;通过对不同时期三个英译本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文化模因的英译应首选异化法,以期更全面真实地向西方读者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思想信仰,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宗教文化,进一步推进翻译模因论的实践研究。     

双重跨越与整体表达——辜鸿铭儒经英译的跨文化阐释

典籍是承载一个文化体系主要特征的显性符码,而典籍翻译则是一种显明的跨文化阐释行为。在儒经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构建了一条“归化性文化阐释”和“补偿性文化阐释”互相作用的文化阐释路径。辜译儒经通过归化性文化阐释,实现了朝向西方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跨越。通过补偿性文化阐释,以核心概念词特殊英译形式和副文本阐释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指向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本质的整体表达。辜译儒经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中华文化对外输出提供了有益启示,只有在对传统典籍进行归化性文化阐释的同时,保持典籍文本的整体性意涵,才能有效推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从林语堂看翻译“文化间性”论

翻译的"文化间性"思想是翻译文化视角研究的重要指导哲学,其理论渊源上有着需要澄清之处。本文首先试探讨这一思想的源起及其蕴涵的深层逻辑,然后选取了著名翻译家林语堂先生《浮生六记》的译文阐释翻译的"间性"思想给译者带来的影响,进而揭示了翻译文化间性哲学的终极追求是超越文本的,是强调关联性的文化交际理念,更是倡导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并实现文化秩序重构的美好理想。     

双重文化意识和翻译策略——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英译,展现了在东西方双重文化影响下,译者的翻译总是处在两种文化意识的博弈中,试图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有效地传播东方文化,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喜爱。在这两种文化意识影响下,对原著和原作者的责任、对目的语读者的责任以及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成为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举例考察林氏《浮生六记》英译本对原文文化元素的处理,希望能为强调翻译这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定启示。     

双重文化意识和翻译策略———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简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英译,展现了在东西方双重文化影响下,译者的翻译总是处在两种文化意识的博弈中,试图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有效地传播东方文化,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喜爱。在这两种文化意识影响下,对原著和原作者的责任、对目的语读者的责任以及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成为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举例考察林氏《浮生六记》英译本对原文文化元素的处理,希望能为强调翻译这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定启示。     

从文化语境顺应角度析《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文化负载词包括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中包含特殊意义的生态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表明,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要顺应不同的文化语境,即要准确把握文化负载词中反映使用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的特定文化意义,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及其英译《浮生六记》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篇见解深刻独到的翻译论文——《论翻译》里。首先就其论文中阐述的翻译思想本身进行评介,然后以最见其翻译功底的英译作品《浮生六记》为基本素材来分析林语堂是如何把他的翻译思想成功地应用于翻译实践的。     

《中国文学理论:英译和评论》中文本选择和翻译

《中国文学理论:英译和评论》是宇文所安的代表作之一。它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呈现中国文学理论时的独特视角。中国文学理论隐晦难懂,捉摸不定,但在本书中却有清晰的阐述,和西方文学理论也有相互印证的实例。本文旨在挖掘该书在选择体现中国文学理论的原语文本和对原语文本进行翻译时运用的方法,分析在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这些方法是如何使用的,并特别阐释了直译加选注的翻译方式。     

试论译者主体性对文本的诠释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含义起着重要的诠释作用。它着重表现在对文本“意”“情”“格”的理解与阐释上。文章从《红楼梦》中“食谷者生”一词的英译出发,讨论了译者与作者在文章的立意,情感风格各方面的一致。突出了译者主体性在彰显文本价值与含义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析理雅各《太上感应篇》英译

理雅各视中国文化为传教士在中国阐释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资源,为有效促成自己及同事们的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理雅各翻译了《太上感应篇》这部道教典籍。受制于该典籍本身的哲学文本性质,翻译时理雅各遵循了语义翻译的原则,兼顾了译本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直译加注＂成了他英译该经籍的主流翻译方法,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传播。     

再谈译者主体性与文本的选择——以林语堂与《浮生六记》为例

译者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林语堂正是在其主体意识的支配下,合理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选择<浮生六记>为文本.从其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生活观念、文化理想和审美观点等多个角度去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阐释译者和文本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整个翻译活动.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从《浮生六记》译文看林语堂的适应与选择

本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指出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浮生六记》译文是林语堂在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等层面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产物，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及适应性选择二者的有机结合。     

基于语料库的《摆手歌》英译语言特征

在语料库翻译学的框架下,将《摆手歌》英译本Sheba Songs与戴乃迭翻译的《阿诗玛》以及英国本土民间故事Beowulf的现代散文体版本进行语内比较,从词汇、句法和语篇探讨《摆手歌》英译本的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发现《摆手歌》英译作品呈现复杂的翻译语言特征:《摆手歌》英译作品在词汇多样性和句法复杂性方面呈现翻译语言的简化特征,但是,其词汇密度值高于英语原创文本,却低于英语母语者的英译文本Ashima,其高频词和低频词的使用状况也显现不同于一般翻译语言特征,更多受源文本和译者的中介语使用特征影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使用状况则表明《摆手歌》英译文本没有体现翻译语言的语法显性特征。     

由副文本窥探沈从文《边城》的创作

文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副文本的引入成为研究文学内部与外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探寻文本本身也具有开拓性与丰富性。沈从文的《边城》作为其代表之作,引领我们进入独特的湘西世界,在文本的创作及发表过程中,围绕《边城》文本周边的副文本组成了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带来了新的阐释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章就将从《边城》的新旧题记、题识五种以及注释和标题等副文本来具体论述《边城》为我们呈现出的独特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