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晚明江南文人视域中的都市旅游研究

从公共空间角度研究晚明江南都市旅游是非常有意义的。公共空间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区间,它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间,还是一种关系的结果。公共空间中的都市旅游,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江南文人眼里看市民旅游的同时,他们也是被看的对象,前者形成了江南文人对都市旅游的审美鉴赏与批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和造就了江南文人的审美个性。二者形成了文人审美与世俗文化交融的晚明江南都市文化之特点。     

剧中江南:晚明苏州传奇地域文化特色之一

晚明苏州剧坛的传奇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江南地域文化特色。深入分析这一特色形成的原因,对于探究戏剧与地域文化的依存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晚明江南文化家族对曲文化的贡献

晚明作为古代曲文化的又一黄金时代,其核心地域在江南,而且晚明江南很多文化家族热衷于曲,纷纷参与到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发展、提高过程中来.一部分擅曲家族甚至将曲学发展成为家学,多名家族成员甚至几代成员坚持不懈地致力干曲文化的播扬与开拓,因而他们从文学创作到舞台演出、从曲学总结到整理刊刻等方方面面都颇有建树,他们对民族曲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晚明尚茶之风对江南文人园林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两种不同类型,茶饮与园林在许多层面都有共通之处.古代文人的饮茶生活对园林空间的构筑与功能带来直接影响.本文从晚明江南文人的尚茶之风入手,以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茶书、文人小品、日记为据,分析了长物集群的晚明文人市隐生活中,普遍的尚茶之风对于文人园林的物质空间、园居活动及精神意趣的作用与影响,揭示了晚明文人茶文化与园林之间的深层联系.     

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

通过史料的搜集与研究,采用归纳、分析等方法,从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演剧史诸角度,探讨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认为: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的兴盛是晚明戏曲繁荣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晚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追求.拍曲制乐、调教家伶、顾曲赏剧乃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文人园林社集或闲常的社交雅聚亦往往附带演戏唱曲.作为文人文化的具体表现,晚明文人颇为频繁的园林观演剧活动既是其生活情趣与艺术才华的显现,对于戏曲的发展亦有着丰富而广泛的意义.     

晚明江南名妓与名士的婚恋情结

晚明时节，很多江南名妓以自己的才情、气韵和不懈努力，追求婚姻形式的最后归宿，和名士共同谱写出一首首才子佳人风雨绝恋曲，形成浪漫的士妓婚姻文化。这种婚姻文化不仅是晚明名妓文化的延续，也是晚明社会风雨飘摇的缩影，同时也透露出当时社会个性主义、人文思潮涌动下女性婚恋观的悄然变化。     

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盛述论

晚明社会,文人大规模、大范围的佛寺旅游活动,可分为仕宦型寺庙游历之游、布衣型寺庙修学之旅、山林式心灵修行之旅和城镇式庙会娱乐之旅,呈现其清雅的文化性、世俗的娱乐性和科学的考察性等特征,是晚明社会特殊政治背景下文人失意心境的无奈寄托;是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文人休闲娱乐生活的表现;也是晚明佛教龙象复兴,士僧互动社会新风的表现。     

试论孙吴至东晋的江南家族道教

家族道教是道教传承的重要方式,但迄今罕有研究。从三国时代东吴起,尤其是到了东晋,江南道教的显著特色,就是一个个士族大家世代相传,形成家族道教;而各个奉道之家又结为秦晋之好,由此拓展了道教在门阀士族中的传播,带动了整个道教界的转型升格,使得道教足以与儒、释相鼎立而成三教之势。     

晚明职业戏班演剧活动初探

晚明是职业戏班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职业戏班数量大，活动范围广，演剧活动频繁，风格鲜明，对于声腔剧目的传播与交流、表演艺术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戏剧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起到了家乐戏班无可比拟的作用，奠定了其在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晚明文人评点本的价值和传播机制

晚明是文学评点的鼎盛期和丰收期 ,不但汇评、集评的形式大量出现 ,而且形成了评点名篇为中心、各层次的作品均有评批的评点格局 ;这些文学评点具有很强的文本价值 ,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都是在评点中形成、发展、流行起来的 ;同时它有一套调节接收者期待视界的传播机制 ,在提升传播速度、导引读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

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在晚明发展成熟。“趣”作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与“闲”密不可分。晚明文人的“身闲”转向令“趣”更多与人的感性生命相连,形成融欲望、情感、道德于一体的个体趣味。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既有偏重世俗享乐、纵情极意的一面,又有超尘绝俗,寻求心灵宁静的另一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展现了雅俗交融的晚明美学趣味;并且,这两个层面的趣味实质都指向“真”,忠实于肉身与精神的真实感受,是晚明文人对传统美学趣味观的一次革命,也深刻反映了文人在发达的物质文化中的沉迷与反思。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晚明世风的渐变与文学的新进

晚明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时代。晚明世风的转变有着厚实的哲学基础，其世风表现为越礼逾制以及种种张扬个性的鲜明特征。晚明世风对文学的影响是突出了言情内容，使晚明文学成就裴然，并对后世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当代，晚明文学的痼疾也呈日益扩大之势。     

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

东林人士作为明后期的地域人文集团,自然不尽君子,但毕竟多君子,异乎东林者不尽小人,但毕竟多小人。东林的人品风骨,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及阉党人物。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前期和后期分开,群体与个别分开。东林人士以关心世道、关心百姓、关心国家和地方利益的态度,在吃准发展江南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殚思竭虑,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经济主张;他们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方案的口头提倡上,而是身体力行,抵制宦官税使的百般掠夺,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负担,实施赋役改革,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孜孜谋求国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和维持江南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尚奇”趣味

“尚奇”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其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合力的美学显现,更从晚明的一种生活样态升华为时代美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厌常喜怪,喜新尚异”的时尚追求,“新之有方,异之有道,不失情理之正”的品位推崇,以及“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审美个性。晚明的“尚奇”美学精神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之美,而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与日常生活,是对自身力量的全面开发,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体现了审美的进步。然而,这种趣味还未得到充分发扬和开拓,就被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假古典主义所湮没和扼制。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晚明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

晚明社会由于学校教育的松弛和科举道路的壅滞,客观上促使了士人与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士人与普通百姓的交往变得平常而广泛。作为知识和礼仪的代言人,士人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交往中发挥组织、引导作用,从思想、文化上劝善戒恶,从经济上济贫扶弱,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建设,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士人与普通百姓交往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也昭示了晚明社会中央对地方社会控制和调适能力的疲软。     

他者眼光：晚明宦游士人地记中的南方书写

晚明宦游士人地记不同于唐宋笔记中对岭南、西南地区蛮荒的强调,而是依托明代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和明代宦游风气的新变,将南方作为游赏的对象。以往的研究者并没有细致关注明人笔记中的南方书写以及文人对江南、岭南、西南印象的差异。通过细读可知文本,“南方”不只是地理空间,而是兼具了文化意义。两广和云南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不再是“化外之地”,描写“南方”的地记作品展示出对地方风俗、人物、遗迹等历史文化面向的关注。个人撰写的游记和私人编撰的地方志全面展示了文人将“蛮地”纳入中原文化的企图,也透显出宦游士人基于“异乡人”身份的南方印象与华夷文化间的冲突和对话。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