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说之证伪

以情理与逻辑检验尧、舜、禹、启禅让说中的几个重要环节皆自相矛盾。诸如丹朱、商均因“不肖”而失去天子位,不符合“不肖”的词义,有违父子亲情;帝尧嫁二女为舜妻、遣九男为舜仆的说法,存在着手段与结果倒置等诸多漏洞;谋杀舜的纵火、活埋两案,既无合理的作案动机,凶手亦无作案机会,凶手与受害人在策略上同样乖谬;舜避让丹朱、禹避让商均的细节经不起推敲;益错过机会的理由与启因“贤”而继位同样自相矛盾。因此,尧、舜、禹、启禅让说是伪作。     

老人自死习俗:尧舜禹禅让的真相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从尧舜禅让中的舜囚尧,以及典籍中的类比性描述,对《尚书》中年龄数字的剖析,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尧舜禹禅让的真相是老人自死习俗,周期三年。商末周初,随着观念和习俗的演变,老人生命的终结,逐渐由自死的形式过渡到自然死亡的形式,该习俗已经在国家层面不复存在,并分别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礼、"三年之丧"的丧礼。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东周时期禅让学说的发展

近出《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记载了上古禅让的传说.据战国时期出现的关于“禅让”的讨论,反映了学者对当时社会前进道路的反思.从东周时期相关学者对于禅让的讨论来看,禅让学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承认——推崇——反对”.     

“篡逆”还是“禅让”——史学视角下的“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

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是两次以禅让方式完成的王朝更替。在皇权时代,史家们一致认定新莽代汉是篡逆行为,而对于汉魏故事则评价不一。封建帝制结束后的20世纪,对于王莽和曹操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又多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史家评论多样性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折射出时代性与客观性对于史家的制约。而在不同立场的史家著作里,这些史家通过安排情节结构来解释这两次事件,并赋予了两者完全不同的意义。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

西汉中后期有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它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因而与先秦"禅位于贤"的禅让思潮有所区别。通过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的态度表明他深谙权谋之术,绝非昏君;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使得传统史家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禅让制”刍议

强调“禅而不传”的“禅让制”,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大话题。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博简、郭店简陆续面世以来,遂又重新掀起了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在对禅让传说与禅让学说进行疏解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考古成果与研究成果的考察,认为“禅让制”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当为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而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则是“禅让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真实状态。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党成立以来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当今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下）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上)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何以废共鮌，重华为之来”考论

本文在铺排史料的基础上，发现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三的“本事”不见于《山海经》，乃出于《尚书》等典籍。由此进一步考释出；一、这是一首被后人误收入《读山海经》组诗的咏史诗；．二、陶渊明对尧禅让舜是一种讽刺态度，而对共、则是同情的。     

“禅让”的历史文化实质

“禅让”,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禅让相传有两次。一次是尧舜禅让,另一次是舜禹禅让。 这两次禅让,被儒墨两派中不少人推崇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楷模,尧、舜、禹则成了备受称颂的“圣明天子”;而庄、荀、韩非诸子却对此提出了非难。《荀子·正论篇》说:“夫曰尧舜擅(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否定了禅让。《韩非子·显学篇》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     

从“精卫填海”与“黄帝擒蚩尤”看上古部落的冲突与融合

"精卫填海"神话反映了炎帝神农氏与东夷蚩尤氏冲突的历史,炎帝携女娃东巡蚩尤族领地导致了女娃被害的惨剧,炎帝借用鸟图腾和人死化生的观念,虚构了精卫鸟衔西山之木石以复仇东海的故事。女娃被害促进了炎黄部落的联合,引发"黄帝擒蚩尤"的战争,而决定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战争的胜败,乃在于南方苗蛮集团中的一支——处于良渚文化圈的女魃部落加入战斗,但战争并没有给女魃部落带来利益,导致了其不能回故土又被迫北迁的结局,这也解释了良渚文化突然由盛转衰的原因。     

丧制三年为25月论——兼论尧、舜年岁

古代所谓丧制三年,实际上只有25个月.从对尧舜年岁的不同理解可知古代纪年难考,而申明古代如何纪年无疑具有实际意义.     

试析“尧”族字

由同一个母文孳生出来的,字形相因、字音相近、字义相通的一组字,称为同族字。依据此理论,对“尧”族字进行分析,把“尧”族字分为“高长大多”义、“弯曲、交错、纠缠”义和“短小、薄少”义的三组字,从中论证它们和母文“尧”的孳乳关系。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夏禹传说的“在地化”——基于山西夏县夏禹传说的考察

大禹传说在我国各地流传,而山西的大禹传说自有特色。山西民间认为夏县禹王乡是大禹建都的地方。在山西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夏禹传说,呈现出外来传说与本地传说共生的形态。夏禹传说在结合当地自然、人文风物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传说生产机制。山西夏县禹王乡流传的夏禹传说,与禹王城遗址、禹王庙等景观相交融,在传说原语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传说景观反向建构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记忆,成为民间大禹传说生存与传播的文化展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