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与暗流:汉初的儒学之兴——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发展初探

汉代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探讨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儒家学者的活动,从而探讨汉初儒学之兴与汉代儒学的兴盛关系,重新思考此时期儒学发展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儒学是中国的经院哲学

儒学在汉代被神化和宗教化，但中国与欧洲中世纪历史状况不同，儒学在汉代之后宗教地位下降，它的宗教性和孔子神化受儒家本身的批判和道教、佛教的冲击，再加上儒学与皇权的关系，又使它表现出明显的学派性．这一点很象西方经院哲学的二重性。从比较两种经院哲学这个新角度看二者的相似之处，不能不得出儒学有宗教性和学派性两个维度这个合适的结论．人们经常把儒学的一些观念当作历史传统，透过表面观点进行深度历史价值的思考，不能不看到经院哲学式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哲学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董仲舒与“罢黜百家”

汉代尊儒以统一思想——学术是不以某一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的首倡者和直接推行者,但他自觉地把矛盾的"推明孔氏"与未必自觉的兼容百家统一起来,则改造和推进了儒学并帮助汉朝抑黜了百家。董生之学、汉代儒学以至汉代学术都对诸子有所兼容。这尊儒、抑黜百家而兼容之,是"百家争鸣"之外另一兼容百家的模式,是古代中国学术长期有所发展的现实土壤。     

略论汉代的反谶纬思潮

略论汉代的反谶纬思潮马亮宽自西汉中期儒学独尊后，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儒学的地位迅速上升，发展到西汉末期，儒学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人们用它来认识和解释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并逐步把儒学与神学迷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谶纬之学，给当时的社会蒙上了...     

论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及其与董仲舒的关系

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儒学的经学化,其二是儒学对道家、法家、阴阳家学说的吸纳。这两大 特点都与董仲舒有一定关系。     

简述儒家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

孔子所创立的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儒学已经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从分析儒家文化在闽台的发展和传承着手,指出儒学文化对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动两岸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故两岸同仁应大力弘扬儒学精华,为构建两岸和谐社会服务。     

汉代儒学社会化成功的原因

儒学在汉代真正取得了独尊地位,中国社会逐渐被塑造为一个儒学社会。汉代儒学成功社会化主要在于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在得到统治者的权威推行和提倡下,通过建立儒学教育教化体系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儒学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荀悦与仲长统思想合论

荀悦和仲长统都是东汉建安时代的士人。荀、仲二人在天道观和社会治理方略等方面互有异同。荀悦所著《申鉴》重在申说和反思历史教训,其思想对汉代儒学既有保留,又有质疑;仲长统所著《昌言》则奋起批判时政,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代儒学的哲学基础。这既是汉魏之际思想界由儒学转向名法思潮的反映,又透露出魏晋玄学即将兴起的某些信息。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掷向官虎吏狼的匕首投枪──蒲松龄笔下的封建官场透视

掷向官虎吏狼的匕首投枪──蒲松龄笔下的封建官场透视孙永都蒲松龄长于寒门，生活在农村，与穷苦百姓一体，这使他对下层人的苦难生活具有深切的同情．蒲松龄尊崇儒学而特别强调其中合理的爱人思想：＂爱者江之始，仁者爱之推＂①其＂爱人＂的内容，主要是爱下层的人．在...     

以生命之学达宗教之用--梁漱溟儒学思想简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主张“返回到事实”去解释儒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 其二是从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这是一次意义的重构,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建。梁漱溟将孔学定义为生命之学,标志着一次“范式”转化过程的开端。用生命范式诠释儒学,在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建立了一条通道,使儒学可以摆脱汉代以来制度化、形式化的束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梁漱溟由此开创了新儒学的进路。     

汉代画像石墓与阴阳五行

＂厚葬风俗说＂、＂宗法制度说＂等,都不能揭示汉代画像石墓兴起的真正根源。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石文化可以发现,石负载着思想信仰,常被当做天地神的代理象征而被作为崇拜的对象;汉代阴阳五行盛行,人们普遍认为石具有＂阴性＂,有利于升仙,于是画像石墓在汉代流行起来。由此可见,汉代画像石墓之兴起是由于汉代人对阴阳五行中的石（金）形成了特殊认识并进行了思想演绎的结果。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事实。基于现代新儒家致思方向之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制度化,走＂政治儒学＂之路,并对其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历史形态作了深入研究。作为当前儒学复兴思潮之一种,＂政治儒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政治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并非...     

河南汉文化精神

河南汉文化精神就是儒学在汉代河南发展中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影响着汉代河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其内容主要有人本主义精神、礼制精神和天人合一精神。     

《大学衍义补》的思想史价值

原始儒学本具体用兼备、明体达用之实学风范，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后儒的流弊从汉代开始便把儒学引向了空疏。此风在儒学应对佛道冲击重建形上依据的宋代达至极端。丘浚在直面儒学全面“内倾”的时代力矫空谈性理心性之风。重申儒学“明体达用”的风格，创造性地全面首释儒家外王学理的丰富内涵，初触启蒙经济自由之基，这在儒学的历史上实属开创先河之举。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