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

著名的历史学者伍斯特、伊懋可与多佛斯都为环境史下过各自的定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中国环境史可以从以下十个主题开展研究: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以及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     

辩证法的三种形态——意见的逻辑、幻相的逻辑和思辨的逻辑

辩证法作为一套特定的思维形式以某种特定的对象为内容。从形式和内容统一的角度看,历史上有三种具有特定对象的辩证法,即意见的逻辑、幻相的逻辑和思辨的逻辑。意见的逻辑和幻相的逻辑分别是"意见"和"先验幻相"之不确定性在形式上的表现,因而具有消极意义。思辨逻辑作为辩证方法、辩证形式与辩证之体(内容)的统一,既是真理在其形式之运演中的自身证明,又是真理在其内容之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或自我证成。这决定了辩证法在思辨逻辑的形态上第一次成为形上真理的确定性的形式,成为"真理的逻辑",摆脱了通常人们所理解的贬义。     

墨家语义学思想初探

语义问题是人们认识事物、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基本问题。墨家创造了中国古代逻辑最高成就,初步探讨了语义学基本问题。他们讨论了符号与指称关系,语词和语句的意义,注重对语义解释方法的提炼和运用。     

“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

<一剪梅>作为"新妇相思"之经典,引发了绵延千年的接受史,后人或赏其风格用语,或论其在词史中的地位价值,或沿用其句式语意以借易安之语倾一己之悲愁,到90年代又成为一首流行歌曲<月满西楼>的歌词来源被赋新曲,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一剪梅>的接受史大致可分为:旨意的阐释史、风格的鉴赏史、"经典"的影响史.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横向挖掘这一经典文本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纵向展示这首"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     

中国逻辑史研究与训诂之关系刍议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很多,但训诂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如果没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许就没有中国逻辑史之比较研究的兴起,就没有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兴起。反观中国逻辑史研究百余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训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还中国逻辑史以本来面目,重建中国逻辑史的新体系,同样,重视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训诂问题也可以使中国逻辑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在某些方面实现交叉学科研究的会通,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个研究领域的拓展。     

一个与归纳问题类似的演绎问题——演绎的证成

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并对归纳推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以及如何证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本文认为,演绎推理具有与归纳推理类似的认识论地位,演绎证成将面对一个与归纳证成类似的二难困境。对于证成一个逻辑系统而言,技术上的可靠性和完全性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它在认识论上是否正确或适当的问题,即逻辑系统内的形式论证是否充分、适当地反映、刻画了逻辑系统外的非形式论证。通过其所含逻辑常项的解释,逻辑系统与关于日常语言和思维实践的经验发生十分间接的联系。不存在对演绎和逻辑系统的绝对证成,只存在对它们的相对证成。逻辑在原则上是可修正的,但让逻辑不受伤害始终是一个合理的策略。逻辑学家并不是理性领域的立法者,他们在认识论上没有任何特权。     

歧路上的辩证逻辑

中国的辩证逻辑研究在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逻辑问题讨论总结》误导下,抛弃了形式逻辑,只研究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思维阶段,走上了歧途。恩格斯的“辩证逻辑”,是“辩证的逻辑”的误译。辩证逻辑不仅名不正,言也不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偏离了黑格尔奠基的大方向。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逻辑史应当是以名辩为代表的我国本土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中国固有名辩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在我国的输入及其研究情况,分别属于西方逻辑史和因明史的考察范围,它们既不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更不能将其作为区分中国逻辑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依据和标志。从中国名辩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先秦的创立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时期、始于隋唐而终于明末的衰落时期、明末清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复兴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时期等主要发展阶段。     

逻辑的思维成果结构观

逻辑史上多把逻辑界说为思维的规律与方法,特别是思维的逻辑形式,20世纪的数理逻辑学主要研究推理的规律与方法。本文宽泛地把逻辑界定在思维成果的结构范畴,提出逻辑的思维成果结构观;逻辑是思维成果的结构,是由思维过程中遵循特定逻辑规律的思维方法及其所操作、运用的心理工具的结构和相应外物的结构转化来的。     

逻辑史的参照系应当是整个人类思想史本身——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被邀约至逻辑史名人堂谈起

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对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学的理解有重大的贡献,然而,在标准的逻辑史著作中他们并不占据着显要的位置。的确,他们并没有以形式的或符号技术的方式直接地对逻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对逻辑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哲学的方面。他们通过研究逻辑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而为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     

逻辑学东渐与中国现代逻辑史

本文认为 ,逻辑学东渐本身构成中国现代逻辑史的内容 ,对西方逻辑学的研究是逻辑学东渐的结果 ,逻辑学的教学是逻辑学东渐的产物 ,逻辑学体制化建设是逻辑学东渐的表现 ,逻辑学东渐是墨家辩学复兴研究的前提 ,逻辑学的应用是逻辑学东渐的影响 ,这些内容都与逻辑学东渐有关。所以 ,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离不开逻辑学东渐。而逻辑学东渐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 ,因此 ,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理应结合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我国未来民法典不宜采两元物权变动模式

意思表示引起的物权变动模式体现民法典的逻辑点.民法典或以债的效力为逻辑点,或以债的履行为逻辑点.逻辑点不清晰或有多个逻辑点都将产生民法典的体系和逻辑问题.我国<物权法>规定了两个逻辑点,这将对我国未来民法典体系的协调制造障碍.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逻辑是如何应用于哲学的?

逻辑和哲学的关系一直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逻辑是形式的,它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形式理论,只是间接地应用于世界。虽然逻辑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并不传递哲学真理,但它能够以确定的方式对澄清和解决哲学问题有所帮助。问题不在于逻辑的形式化方法能否应用于哲学,而在于逻辑如何应用于哲学?     

从觉解的逻辑到瓦解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辩证法始终以寻求、论证和批判本体作为自身的理论任务,固有着一种本体论意义。实体本体论是资本逻辑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本体论虽然扬弃了实体本体论却局限为觉解资本的逻辑。立足于对本体论存在基础的创造性阐释,马克思把本体论的事实改造为本体论的追求,完成了对实体本体论和逻辑本体论的双重批判,实现了辩证法本体论意义的革命,相应地,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也从觉解资本的逻辑转变为瓦解资本的逻辑。     

从殷海光的观点看逻辑学

殷海光详细地阐述了逻辑的定义、性质、范围以及社会文化功能。殷海光是台港现代逻辑发展史上的开创者与领军人物,因此,探讨殷海光的逻辑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逻辑科学、加快逻辑教学和研究现代化的步伐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创作方法本体论与新诗创作方法的逻辑区分──兼与江锡铨，何国瑞商榷

作家的主体生命激情是创作方法的内核及理解任何方法的逻辑起点。作品的题材、创作主体的生命情调、思维方法、语言表现手段及作品的审美效应，是创作方法的五个基本要素，各要素的差异使创作方法体现为不同的形态。从五要素论断新诗创作中几种基本创作方法（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超实主义）的特征并加以分类，是符合创作实际的。     

历史剧论争及其问题域:去蔽与反思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围绕历史剧所展开的讨论主要经过了五个阶段,迄今已逾七十年.表面看来,这段论争史热闹有余而成效不足;实际上,它却围绕着“何为历史剧”的核心论题贡献了一个极富阐释学意义的问题域,分别涉及“历史剧是否允许虚构”“历史剧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人民群众形象”“历史剧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历史剧如何应对影视领域的新问题”“历史剧的娱乐性会否损害其严肃性”等具体问题.借助哲学阐释学的“问答逻辑”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对这一问题域进行去蔽与还原,而且可以发现历史剧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不在“答”而在“问”的层面,例如核心概念的模糊处理、入思途径与讨论方式的单一、境外理论借鉴与主动对话意识的淡薄、重要论题的择选疏漏等.而历史剧理论建设的真正突破,有待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回顾中国逻辑史研究,由梁启超和胡适开端,取得初步的成就。沈有鼎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奠定现代研究的坚实基础。后人研究大盛,争议多,无定论。展望未来研究,建议从元典的正确诠释开始,端正分析方法,概括科学结论,推进中国逻辑史理想化和完善化的研究,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新文化建设的伟业竭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