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困境、难点及路径

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求农村社会福利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尚存、国家顶层设计的福利制度依然处于构建过程的现实背景下,发挥多元社会力量进行农村福利治理正遭遇缺位、越位、错位的发展困境,体现出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目标定位、主体定位和路径定位方面的难点。破解其困境和难点的可行路径为:一是谋划积极的农村福利治理战略,二是重整有效的农村福利治理组织,以此为农村福利治理积聚发展共识和发展能量。     

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探索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已全面展开,改善农村环境,建设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从阐释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背景出发,分析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样态,厘清农村环境治理的理念亟待提升、治理主体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治理内容较为复杂等问题。进而通过网格化治理理论的引入与农村环境治理的适用性探讨,提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寻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网格化路径。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村非治理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20世纪9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村庄中非治理精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特别是在弱社区记忆的传统村庄中,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带动扶持、参与乡村治理和彰显社会示范方面,当然这种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政府层面的政策保证可以使这一群体在法理化的条件下对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发挥更充分、长足的作用。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村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征:观察一个发达省份

农村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其对于实现新形势下的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社会治理所内在的蕴意进行整体概述,以及对江苏省近十年的政策文本和研究现状入手,并从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角度展开梳理性的分析,本文认为当前省内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存在碎片性和偏向性的特征,且缺乏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城乡同构”为命题继续展开研究。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获取民意资源的途径

民意是政治的基础.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发展民主政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汇集民智,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拥护、支持,拥有强大的民意资源,从而保障了革命的胜利.     

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推进策略

近几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治理法治化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影响、乡土社会制约、行政权和自治权冲突以及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没有理顺等原因,导致农村治理法治化在实践当中存在不少障碍。破除这些障碍,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治理农村女性犯罪构建和谐社会

农村女性在现代社会和家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日益严重的农村女性犯罪却在很大程度上滞缓了我国女性的整体发展水平,对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形成了巨大障碍.因此,关注、剖析农村女性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有针对地制定出科学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以便有效地遏制、减少此类犯罪的产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混改的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依托多地区农村集体产权混改实践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混改过程中形成了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以及外部协同治理三层机制联结而成的完整治理体系。其中,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基本制度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协同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必要保障。鉴于此,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发挥村集体的组织功能,构建农民参与的主体性,并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参与农村集体产权混改。     

治理异化：农村发展内卷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投资低效益”的内卷困境。华北燕城村项目进村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无用、不实用,不及时、不落实,不适用、不科学,有前劲无后劲”等问题,使得大量的投入低效运转,造成资源浪费。农村发展中的低效内卷困境,说到底其实是治理的低效困境。治理的低效只是表象,治理的异化才是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暗力量”。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的异化反映了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微观政治社会系统内部的病症,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阈下农村高额彩礼治理模式探赜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首先,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多角度论证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契合性和内在逻辑。其次,基于多中心视角分析出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的原因在于传统农村家庭解构、社会力量参与尚有不足、农村婚俗经济发展扭曲、法律法规不健全且政府治理职能缺位。最后,提出从重构农村家庭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引导农村婚俗经济健康发展和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治理职能等构建高额治理框架,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来解决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     

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

"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我国以皇权为中心,绅权、族权、宗权共同参与治理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开始了现代性变迁。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     

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和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找到了切入点,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历史的发展机遇.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现有的治理体制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秩序下面发晨面临着困境.为此,必须变政府主导为引导,在这一发展模式下重新定位农村社区的功能,确定社区建设的内容,把握社区建设的内涵,走出农村社区发展的困境.     

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及消解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垃圾围村的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垃圾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垃圾治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相应地提供了消解的对策性建议，以供有关部门治理农村垃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