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哲学比较中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

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是一部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来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的代表作,并鲜明地显现了他的学术性格:立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精义,并进而于其中发现在中国思想世界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生长点。他的这一工作主要围绕四个相关联的问题而展开:(一)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二)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三)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昭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精义?(四)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如何揭示中国新哲学的生长点?     

禅宗与基督教的自我意识比较——以慧能和克尔凯郭尔为例

作为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宗教,禅宗和基督教对自我意识各有不同的看法。慧能的禅学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分别体现了这一点。前者主张顿悟、“人佛不二”和超度,后者则强调“信仰的跳跃”、“人与神的本质差异”和拯救。这两种自我意识既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又相互平衡、相互解构。为了适应当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应当建立一种超越东西方各自局限性的新的自我意识。     

哲学的比较与比较的哲学——关于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哲学的比较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中西哲学的比较以"中国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为旨归,既孕育着比较的哲学,又催生着"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站在全球化和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追问中西哲学比较的目的和意义、前提和基础、标准和尺度、路径和方法,既是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也是中西哲学比较在当前实现突破的前提和条件。     

现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性建构:以张东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例

张东荪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是基于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之上的。他早期受实用主义本体论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历程即本体的所谓“我的本体观”;他后期开始注重知识社会学,并逐渐转入中国哲学领域。他认为中国本土思想中唯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但汉以后道家哲学衰落,以至于形而上学在中国发生夭折,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过是受佛教形而上学的“刺激”而成,已不是正宗的中国哲学。从语言结构、语言形式等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张东荪认为中国语言缺乏主语,也缺乏to be的言语构造,因而缺乏主体的观念,进而得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的结论。及至晚年,张东荪甚至对中国有无哲学亦表示了质疑。要之,在语言、逻辑、哲学互相关联的组合中,语言对于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可以使哲学成为某种语言哲学;然而从语言哲学立场出发,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是否成功,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界仍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中国哲学自然神论之普世性的发现——论伏尔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伏尔泰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超越莱布尼茨而作出的独到贡献,在于他从人类认识发展普同性的视角考察了自然宗教在世界各民族中的起源、表现及其发展,认为自然宗教是各民族最古老、最具普世性的宗教,但中国"哲学家的自然宗教"比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自然神教更为纯正。他把孔子伦理学与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作了比较,认为二者一样纯粹和严格,也一样合乎人情,但亦存在把孔子学说爱比克泰德化的倾向。他把孔子的自然神教与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孔子的自然神教是理性的宗教、圣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启示的宗教、先知的宗教;孔子反对为了推行教化而对老百姓进行好心的欺骗,而基督教的先知们则不然;孔子的自然神教中没有迷信因素,故不能引发宗教狂热,而基督教则不然。伏尔泰使儒学资料服从和服务于其思想体系的建构,并借助虚构的思想资料对儒学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但这一做法也证明了中西哲学之会通的可能性。伏尔泰晚年对其中国观的"偏见"作了反思。     

道教与基督教的幸福观比较——以葛洪与奥古斯丁为例

中国道教虽然崇拜多神,但更强调以人为中心,从我命在我不在天出发,主张依靠人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得道成仙的目标。基督教以对上帝的信仰为中心,从原罪论出发,强调上帝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体现,以荣耀上帝为人生的使命。本文通过对中国东晋道士葛洪与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幸福观的比较研究,来呈现道教与基督教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理想所表现出的自觉意识,并力图从一个侧面来展示中西宗教基本精神的异同。     

基督教在中国的身体规训——以太平天国为例

基督教的身体观中蕴含着对身体规训的意味.洪秀全受基督教启发而创立拜上帝教,后又利用宗教建立并治理太平天国,所以基督教对天平天国的意义非同寻常.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和经典,以其身体观和身体规训为典范,对统治区内的身体进行各种规训,以此作为治理太平天国的一种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的身体规训仍然在继续,并且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进而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论普罗提诺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普罗提诺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在三位一体、上帝观、神正论、时间学说和神秘主义等方面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鸟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弥足深远的影响.普罗提诺搭建了一座思想之桥,连通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古代世界与近现代世界.     

比较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与各种形式的哲学观点展开直接的对话交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和路径选择。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着眼于世界历史变革和未来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思维为工具,分析比较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致思特点和理论旨趣,大胆地吸收借鉴其中所蕴藏的合理因素和思想营养,必将丰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普世哲学视域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冯友兰为中心

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其自身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40年代之前,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尚未成形,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亦处于探索阶段,主要笼罩在普世化哲学观的背景之下.通过对冯友兰20世纪40年代前相关思想的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对其思想成熟期前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状况的了解,而且亦有助于厘清冯氏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思想的发展轨迹.     

以制度化为背景的中国哲学建构

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     

论基督教哲学的总体观——从总体观看基督教哲学的上通下达如何可能

基督教哲学把上帝看做最高的总体,它通过类比和分有的方法来完成上通下达.在本体论方面,基督教哲学主张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产物,一切事物因为分有了上帝的存有才得以存在.在认识论方面,它主张认识从知物开始,再到知人,最后到知天,最终获得关于上帝的最高知识.在伦理学方面,它主张上帝是最高的善,人因为分有了上帝的善而善,具体表现为智、义、勇、节四种德性.在历史观方面,它主张人类历史是一个堕落的过程,人类的真正希望在于世界的末日,人类世界的末日就是人类通达上帝之时.     

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实现综合创新,涉及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通约性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在学理层面上,二者则具有可通约性,但这种可通约性是有限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目前,如何使马哲与中哲通过对话达到可通约,其理论研究的语境仍不成熟;话语的先前设定问题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寻求马哲与中哲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因此,做好马哲与中哲通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马哲综合创新的前提。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漫谈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与方法

中西哲学比较,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对话.哲学比较研究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外哲学概莫能外.整个人类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整体,通过中西哲学比较,寻找不同民族、国家的哲学汇合点,为哲学共同发展开辟道路.中西哲学比较方法虽然也涉及可比性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比较价值标准问题,看它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锻炼人类思维能力以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供哪些有益的东西和理论.同时我们要注意把握各国哲学的整体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方法.     

心灵哲学比较研究的“中国声音”

心灵哲学比较研究是西方心灵哲学分化的产物。尽管西方在这一领域捷足先登且硕果累累,但由于它有先天的局限,加上我们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因此,只要我们认识到其意义和紧迫性,拿出实际行动,就不仅能发出"中国声音",而且完全有可能比西方做得更好。规范而科学的心灵哲学比较研究不仅应包括对印西的比较,而且还应在全面深入挖掘中国心灵哲学建树的基础上将其纳入被比较项之中,进而在对重要被比较项进行扎实研究以及具体明确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印西心灵哲学各自的实质、特点以及突出贡献作出梳理,挖掘并整合各自体系中隐藏的积极资源和真理元素,化解心灵哲学的现有危机,推进人类对心灵的认识。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比较

古代哲学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淡漠甚至蔑视的,而近代哲学则热衷于自然科学;古代哲学视哲学与自然科学如冰炭不可同器,近代哲学则把自然科学视为哲学的基础;由于远离自然科学、古代哲学带有明显的玄想性和直观性,由于亲近自然科学,近代哲学带有实证性和经验性。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改变了中国哲学的走向,使近代哲学具有了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特征和风格。然而,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推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何利用自然科学来丰富和发展哲学,仍然是哲学研究的现实课题。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社会化与国家化: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路径之比较

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基督教教育在明治初期由于顺应了欧化主义的潮流因而有了较快发展;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因修约问题引发的排外运动则严重阻碍了其发展进程.随着公立教育的完善以及文部省控制的加强,日本基督教教育被逐步嵌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由于公立教育的滞后和政府限制的消极,因而得以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主要表现为西方基督教传教团体和基督教教育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化办学."国家化"与"社会化"的相异发展路径,造成了两国基督教教育在规模与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的不同演进历程,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两国近代以来相异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的制约.     

以朱子学为例看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