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演变

从1 92 5年到1 92 6年末,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即从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全力支持。这是苏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其内外政策的结果。     

论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演变

从1925年到1926年末,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即从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全力支持。这是苏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其内外政策的结果。     

王羲之吃饺子

王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年轻时,他的书法就已小有名气。 一次,王羲之路过一家新开的饺子铺,见顾客盈门,便进去瞧了瞧。这时,门口的对联吸引了他：经此过不去,知味且常来,横匾是鸭儿饺子铺。他想：这样的赖字,也配口气这么大的对联,于是决定进去尝尝。很快,饺子端上来了,轻轻咬一口,顿时香味扑鼻。饱餐后,王羲之琢磨：这家饺子真不错,就是对联上的字写得太差,我何不给他们重写一副。于是,就跟伙计询问起主人。     

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当前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的结合实例作新的探讨,认为: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第三,坚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第四,对历史人物的气节要作具体分析,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     

道德标准与当代历史人物评价

20世纪50年代后,尽管有些学者主张道德标准,但其实际地位却与阶级标准和历史作用标准不可同日而语.<春秋>史观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且蕴涵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因而,中国史学的道德标准具有了特殊功能,即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具有追罚和补偿功能,维护正义与公正;把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善于记忆的民族;使得那些在现世中绝望的人们怀有最后的希望.     

王羲之苦练书法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通过几十年锲而不舍地练习，终于达到了无人能及的书法艺术高峰，被人们誉为“书圣”。     

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口号应用

北伐前后,政治宣传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了军事对抗当中,“师出有名”成为战争发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南方的国共两党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队伍,逐渐形成了一套阐释自身军政行为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并将其简化为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利用这一有效“载体”,作为宣传自身政治主张、打击敌手的重要手段.作为对立面的直、奉、皖等系亦不甘人后,也纷纷推出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博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口号的大规模使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但急遽演变的时局迅速陷入了口号狂热之中,政治口号的应用面临许多无法解释的悖论与难题,国共两党有意识地对口号的宣传策略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并不明显.     

历史人物研究评价的几个问题

历史科学的内涵特点,及史学研究的目的、任务与功能,决定了历史人物研究评价是个长盛不衰的课题。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和实事求是原则,并注意人物的社会价值,运用多维交叉的方法从史事中求史实,从史实中求史是。近代人物的研究评价,则应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中去考察它们的全部思想实践活动,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地评价其功过是非。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

李贽打破“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标准，以自己的是非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具有独特的特点。他注重历史人物的功利效果，讲求原情论势以品人，关注历史人物的人民性，反对用道德原则简单评价古人，主张用用辩证对比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评价“善恶褒贬”论

历史人物评价的逻辑前提,一般不是直接从评价者的评价话语表现出来,但却构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层前提预设。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所以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最富挑战性内容之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所以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就与这种逻辑前提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在本体层面,在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在史学本身层面,如何看待历史的主观性,科学性及史学是否能避免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中国古代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着丰富的积淀 ,其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 ,具体方法是因乎时、顺乎势 ,论定功过时则用略小存大的方法 ,涉及道德评价时 ,往往同历史评价并举且加以区别对待 ,或以前者服从后者 ,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这对于今天人们评价历史人物还是有所借鉴的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

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声浪远没达到荡平三湘四水所有土匪的地步,在受北伐和农民运动影响不深的边缘地带,土匪的活动较前更加猖獗。文章通过对相关民国报刊的爬梳,揭示了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的分布、行为特点、北伐军各级军政部门在土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分析了这个时期湖南土匪剿而难灭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根治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偃武修文"呼声高涨.在地方政治层面,"文治"倾向表现明显.中央政府也采取措施,恢复"文治".不过,对于北伐前夕北方军阈统治区域内文武关系的变化,尚不宜估计过高.军阀标榜"文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主张"文治"的人往往是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中国政治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与北方形成对照,南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则出现了顾维钧所说的"文武合流"的重要变化,"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内容.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的解释.     

态度资源的评价理论视角——解读媒体对于上海世博会的新闻报道

从评价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上海世博会的新闻报道语篇中的态度资源。通过对情感、裁决和鉴赏三种态度资源的分布频率进行统计和分析,解读有关上海世博会的新闻报道语篇中的态度资源是如何有效表达态度,表明立场,构建语篇的人际意义。     

近50年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述评

建国以来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指从1949年直到80年代。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尺度,尽管内部存在很大分歧和差异,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讨论是在唯物史观一元论标准的框架内进行的。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是后一阶段,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讨论开始跳脱唯物史观一元标准模式,日益走向多元化。不过,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准仍是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全新的标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王羲之与《用笔赋》

《用笔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探索的某些问题和成果 ,同时又不乏后代思想意识的痕迹。该赋作者是一位在书法和文学两方面皆颇有造诣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