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新进展:知识治理维度分析

企业处在日益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决策复杂性与决策难度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治理理论在企业中大行其道,新理论、新模式、新方法不断出现。本文在对治理及其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对治理维度与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明晰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与网络治理三种模式的演进路径。由于治理理论存在残缺性,而知识作为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己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经济活动,所以,知识治理维度将成为治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把知识治理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分析其内涵、形成原因与研究主题,以期拓宽并深化对治理的认识。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约束机制比较

无论是政府治理还是公司治理,约束机制对治理绩效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公司治理能取得良好效果,是由于其约束机制相对完善。因此,我们要达到改善政府治理、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绩效的目标,可以在借鉴美国公司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约束机制的创新来实现。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公司治理变革中的治理成本研究

公司治理成本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根据其来判断一项公司治理政策或机制的引入是否能在提高投资者保护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绩效。美国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公司治理政策和机制效率的很好例子。该法案虽然给予投资者更严格的保护,但是也增加了美国公司的治理成本。本文归纳了两种研究公司治理成本的思路,最后提出了公司治理成本研究对中国公司治理变革的启示。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双重机制模型,从激励、约束和决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的治理效应,指出家族企业要提高其内部治理效率,应该相机选择内部治理机制的组合模式,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浅议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是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治理制度、原则是保障治理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有力手段,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国有改制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方面仍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公司治理主要应围绕公司有效运行这一主线来进行.本文从我国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公司治理的见解.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受到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权力碎片化、治理利益诉求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十四五”制定的社会治理发展目标，需要重点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和转型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度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整合，从而探索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