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相关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以比较中美干预儿童虐待政策为基础的分析

当社会问题成为政府议题之后,对能否形成具体政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相关组织体系的组织化程度.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积极展开儿童保护实践,为政策的具体化提供了基础,最终推动了国家政策出台.中国干预儿童虐待政策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规划和推动,政府主办的儿童服务机构是儿童保护服务的主体,但这些机构没有与儿童虐待问题很好地对接,同时非政府组织也缺乏服务经验和基础.中国儿童虐待干预政策相关组织的低组织化程度延缓和阻碍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解决这一困境的重点是对与儿童虐待问题相关的组织间关系进行调整、培育和增强服务型组织的功能,优化组织间的协调.     

受虐待儿童保护法律政策的发展特点及推进策略

近年来,我国儿童虐待事件频发,使得受虐待儿童保护法律政策的发展颇受关注。其具有两方面显著特点:一方面,不健全与逐步完善同时并存;另一方面,与社会工作的亲和性有所增加。推进其发展,必须从多方面策略入手:加紧制定与出台以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儿童福利条例》,适时修改《反家暴法》,制定颁布《防止儿童虐待法》专项法,制定相配套的儿童保护制度,加强政府购买反家暴社工援助项目的政策。     

家庭教育中心理虐待问题的研究

家庭教育中虐待儿童的现象,已成为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严重社会现象。心理虐待具有无意识、内隐、后果长期性的特点,是家庭教育中看不见的灾难。心理虐待往往是通过语言或态度等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有社会因素,也有儿童自身的因素,而儿童的精神创伤首先且主要来源于家长对孩子的心理虐待。     

当前“虐待老年人”问题的现象及对策研究

自从1980年初以来,虐待老年人问题作为重要的人权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现有的研究对虐待老年人问题并不成熟。文章在明确"虐待老年人"定义的基础上,将虐待老年人的类型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剥削、疏于照料、性虐待、自我疏忽等六类,并从自身和外界两方面因素分析虐待老年人的原因,提出对受虐老年人保护和支持的对策。     

宠物动物保护问题的法律研究

近年来,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备,使得我国宠物动物的权利不能得到良好的保护,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虐待、遗弃宠物或者拿宠物泄愤的事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宠物福利问题也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本文通过对各国宠物福利保护法立法实践的分析,从中找出中国在宠物福利方面立法的不足,并提出了中国宠物福利的改革措施。     

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虐待儿童犯罪主体规制

国外对虐待儿童的犯罪主体规制的原因经历了从个体特质到社会结构的演化,确立了从犯罪人中心主义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刑事政策转向。就我国当前的实际而言,虐待儿童的犯罪主体规制总体上应将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结合、惩罚犯罪人与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结合,但针对家庭式虐待与机构式、社会式虐待的不同,对前者的规制应凸显社会结构的整体优化,而对后两者的规制应加大对犯罪人的惩罚力度。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     

目的论体系视域下虐待儿童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界限适用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是虐待儿童案件的适用难点。只有在目的论体系视域下,从形式上贯穿虐待儿童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法律体系,实质上厘清法律体系保护目的导向的虐待儿童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破解这一适用难点,使具体案件处理更为正义。     

在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中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在时代转型、社会并轨时期，生活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加大，人们越需要通过家庭这个港湾来休生养息，保持心理与生理平衡。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男女权益不平等现象，势必会加深这种不平衡。有增无减的家庭暴力却无人喊冤，时常听闻虐待妇女案件却不能坚决有效遏制，     

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邵《人物志》

刘邵《人物志》是在汉末人物品评新潮中发展起来关于知人、用人的一部理论研究著作,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资质、仪容、才能、性格,同时还反映出人的品评是由道德判断深化为既重道德判断又重才性容止鉴赏的探寻.其内容囊括哲学、道德、思想、政治兼容儒、道、法、名理诸家.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述,该书在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人才品评价值走向的同时,近世又引起美国、日本等国的关注.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美国新闻界与"知情权"运动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新闻界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在与政府保密行为斗争的过程中,美国新闻界通过出版论著、建立组织,将"知情权"由一个概念、宣传口号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知情权运动",进而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确保这一权利的落实.     

冷战史研究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独自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关于苏联空军参战,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非对抗性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经销新品有钱赚

出气果 上月初,笔者到浙江考察项目,无意间在车站的一个小超市看到,有几个人将水果、鸡蛋模样的东西使劲地往光滑的墙壁和玻璃门上摔,那东西被砸得稀烂,但慢慢地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向店主一询问,原来那小玩意叫做出气果,还有个英文名字叫Venting Ball,它有西红柿、鸡蛋、草莓、橘子、老鼠等多种形状的产品,采用记忆性橡胶特制而成,无毒无害,主要用于年轻人、儿童发泄情绪.年轻人和孩子们都很喜爱,而且如果玩脏了,只需稍微用水清洗下,便又焕然一新.它比同类发泄玩具要便宜得多,一个仅需3元,5元便可买到两个.     

意识形态快感、“滑铁卢”地形与精神分析的伦理-政治学——由齐泽克中国之行说起

有学界朋友略带遗憾地和我说,齐泽克的中国之行有点“悄悄地进村”的感觉。尽管低调策略在今天市场化的学术动态中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我有许多理由支持低调做法,比如:从主题讲,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是个严肃事业;就理论而言,精神分析和德国唯心主义绝对不是通俗和流行的话题;从交流看,不应该让表演替代学术对话。更为重要的是,那种通过大众文化“旁通”[或用其某本书的标题来说,斜视(Looking Awry)]严肃而高深理论的做法,往往以明星效应压抑了理论力量,甚至让人怀疑他与那种以“歪批”经典来猎取名声的时尚如出一辙。这一点恰恰直接提出了这个…     

乡村情结：《乡村发现》受众分析

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全面描绘受众的各种面相和角色,分析     

试论我国公益募捐宣传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盘点2006年新闻传播业的十个话题时,总结了这样一个问题:"传媒点名富豪捐助穷人: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该问题是由一则连续报道引发的:2006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1]     

新媒介与美学

新媒介美学的最新拓展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如下两个问题的研究:一个是媒介(Bolter and Grusin,2000;Manovich,2002);一个是狭义的技术(Francastel,2000).当艺术家通过运用(或者滥用)新的通讯、信息以及生物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回应我们在文化、政治、市场上对于一些小器具、装置和交互式媒介的迷惑,并在物质上对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