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

历史或历史事件本身,往往可以表现为一种知识权力,制约着后来者;或者转化成为一种必须通过今人的活动方式才能够予以再生的社会资本。通过对闽东地区顶头村村民的宗教生活的调查,表明他们已经比较温和妥当地处理了天主教信仰与佛教信仰、祭祖礼仪、民间风习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层面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几百年前曾经为之发生冲突的中国礼仪,大部分矛盾已经在天主教的中国化过程中逐步地得到缓解,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至于作为一种知识权力或社会资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礼仪,也在历史演变中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正常的作用,成为其社会生活乃至宗教生活中的基本资源,得到佛耶两教教徒们的共同默契和彼此守护。通过顶头村的调查,也可以历史地理解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情景以及中国宗教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国家目标和政府责任——“中—西”关系视野下美好生活诉求的一种思考

近现代以来,现代性变迁作为重大变量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现代意义的“中—西”关系也由此形成。“中—西”关系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好生活诉求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些阐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是理想憧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愈益快速、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不再局限于理想憧憬,成为国家的清晰目标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当代中国的持续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会和互义也在更新,为“中—西”关系添加了一系列现实因素和实际变量。这一过程将不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不断趋近美好生活诉求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因应”与“吸引”——明末清初西方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传教,采取“因应”和“吸引”策略,心理上最大限度消除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对西方的鄙视;言行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的抵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解析“西沃之争”:理解美国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

美国是最早将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国家,其长达百年的公共行政学发展为世界公共行政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长期被科学管理理论垄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各个国家行政管理理论出现了与国家发展的不相适,公共行政陷入了"身份"危机。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缓解了当时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多元化发展。本文聚焦于"西沃之争"的背景、内容及其对整个行政学史的重要价值。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从方位词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观——以方位词“东、西”为例

汉字作为历史上迄今为止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表意文字,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本文从汉字文化学的视角,以方位词＂东＂、＂西＂为例,从上古先民们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礼俗制度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观。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牛郎织女故事的“远行”母题与成年礼仪

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其根源来说反映了发祥于西北的周秦两个民族的交流和周秦文化的融合,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又融入古代的民俗文化。用故事形态学、文化人类学、过渡礼仪等理论,来探究牛女故事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使我们对这个古老的传说故事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在汉族中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中,有40篇包含着"远行"母题。牛郎的孤儿角色蕴含了受礼者身份的文化记忆,远行的过程显示着对于将要走入社会、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青年必须要经受的锻炼与考验。作为相助者的牛有图腾动物的特征。在故事形态结构上,牛郎远行后继之以婚娶,与受礼者接受成年礼之后拥有婚娶权利的情形吻合。"远行"母题与成年礼在结构模式、阈限时期文化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因而,牛女故事的"远行"母题关联、对应着民俗中的成年礼仪式,承载着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成年意识。这在今天对于青少年的成年教育是有意义的。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