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运动的法治化与对腐败的治理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治理和反腐败,从归根结根的意义上说,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控制和制约权力不是依靠人治而是要找到控制权力非公共运行和机制和模式,这就是依法治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腐败治理：基于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的考察展望

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范畴中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转型与政治安全变迁紧密互动,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历经在运动式治理中依靠群众力量反对腐败,在制度化治理中依靠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在善治型治理中依靠一体推进反对腐败,保持了一以贯之建设清廉政治的行动自觉。新时代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应高度警惕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必须坚持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重要前提、以赢得人民信任为价值取向、以“三不”一体推进为实践逻辑、以做实党内监督为根本支撑,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断超越“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与对腐败的治理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治理和反对腐败,从归根结根的意义上说,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控制和制约权力不是依靠人治而是要找到控制权力非公共运行的机制和模式,这就是依法治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论政治廉洁与腐败治理

在我国若要廉洁政治和治理腐败就必须确保党对国家领导权实现的方式科学化与法治化 ,并将其与国家职能实现的三维权力实施剥离 ;还须确保国家机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独立化与效率性 ;对权力行为监督必须体现为严谨性与社会化 ,实效性与制度化 ;政治廉洁还必须在于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严格化和唯贤而举 ,治理腐败必须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吏相结合。如此 ,廉洁政治与治理腐败才能最大程度收到实效     

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治理——腐败治理的制度伦理向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不仅仅指公权力,权力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权力的滥用也会导致社会腐败.从权力生成的社会根源上看,治理权力的滥用不是权利与权力的划界问题,它们也不可能划界,需要划界的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从民主治理腐败的视角,在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各自的运行轨道,防止它们并轨运行,是治理权力滥用的有效图式.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透视

“权力腐败”是一种出于私利而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它是世界各国政治机体中普遍存在的毒瘤,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权力腐败的直接内在原因,从心理的层面上透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治理各种权力腐败现象。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可分为集体腐败、群体腐败和个人腐败。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在最终作出腐败行为以及在整个社会上导致腐败现象严重恶化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它通过心理互动、心理沟通,使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和腐朽思想不断滋生蔓延,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尺度和社会心理环境。因此,要把反腐败斗争落到实处,必须注意消除种种导致腐败行为最终发生的“腐败心理”。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浅论权力腐败与制度依赖的相关性

权力腐败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资源),它通过“制度规则”这种合法的外衣为自己隐形,又以“边缘腐败”的形式大量存在。它主要以“制度依赖”的方式为自己寻求生存的空间。它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其本质核心在于以权力主宰公共利益(资源)而形成垄断性资源,并进行集团和个人分配。最关键的治理方式是透明化、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及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     

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视角下的政治安全与廉政建设

政治安全是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根本,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贪污腐化、权力寻租、裸体做官等政治腐败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安全.所以加强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为重点的廉政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廉政建设法治化、官员财产公开、禁用裸官.以改革创新之精神全面推进廉政建设,确保权力依法正确行使;促进我国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村干部脱离行政权力结构,成为村民自治权力的重要行使者。现实中,村干部扮演着政府意志执行者、村民利益维护者、家庭利益实现者三种重要社会角色,而集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村干部经常处于角色冲突的尴尬处境中,并且在角色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腐败行为。目前,试图通过全面推进村干部"专职化"或者"公职化"来解决因社会角色冲突引发的腐败问题并不现实。在承认村干部社会角色冲突客观存在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管用的措施来加强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具体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对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加大对腐化堕落村干部的惩处力度、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水平。     

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兼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

历史经验表明 ,每当国际政治体系发生变化时 ,尤其是在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 ,集体安全思想就会兴起 ,权力均势的影响就会削弱。在新的体系建立和稳定以后 ,权力均势思想和政策又主导了国际政治舞台。冷战结束以后 ,人们一度重新对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寄予厚望 ,但随后权力均势对其作用的限制力也在加强。 2 0世纪的国际政治发展史是集体安全和权力均势两种体系并存、相互较量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了解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和演变。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预防与规范治理:基于行业协会的视角

转型以来,特别是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而推进的新一轮行政机构改革,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对改善公共管理、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繁荣经济与协调社会发展等均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一些中介组织违规甚至参与、助推腐败的情况也有所增多,并成为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挑战、新领域。鉴于社会中介组织种类繁多,其违规和参与腐败的途径、方法也各不相同,我们仅试图通过对行业协会这一特定社会中介组织的违规腐败现象的剖析来分析考察社会中介组织运行中的不正常情形,并探索具有普适意义的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和预防其诱发和助推腐败的途径与方法,从而为提升反腐倡廉的整体绩效作出贡献。     

"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对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本文在回顾总结相关学者论述政治权力的基础上,从形式分类学的角度,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科学内涵、前提条件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与区别作了深入阐述,从而为世人思考政治权力运作、为政治当局有效运用政治权力提供新的考量视角.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河南省淮阳县开展“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研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为例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社会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日渐重要。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权力与党建引领、政府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权力结构,彰显了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模式为这种权力互动结构提供了制度性范本。“接诉即办”社会权力谱系中的“乡贤库”、物管会、镇街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街巷长、“小巷管家”等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研究社会权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社会权力的未来面向应当是制度优化、法治细化,从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助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并逐步发育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