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

考察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历程,重大变革主要有三：即总理衙门之设;戊戌变法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变革广度和深度而言,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文章就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进行了简要论述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引介西方政法知识时,并未将“政府”一词与西语对接。19世纪后期,日本语境中的“政府”概念在吸收西方政治意涵后回传至中国。受此影响,中国语境中的“政府”概念不仅与“government”基本形成对译关系,且逐渐成为流行词。此后时人开始在三权分立框架内建构和挪用“政府”概念。但因深受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影响,“政府”的定位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君相结构的“相府”。在中央层面,这导致原本应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体制重要环节的“责任制政府”改革,仍陷于维护王朝体制的窠臼。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附着的分权、独立之义,使得“政府”概念很难被官方用于中国地方政治。自上而下、连贯一体的“政府”体系,在清末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打破原有政治结构后,“政府”概念脱离传统轨道,进一步转向现代政治概念,现代“政府”体系也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

怎样看待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价值与作用 ,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 ,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 ,也许是必要的     

“新小说”理论的“文体比较”思维与成就

18 97- 1 91 6的 2 0年是中国小说文体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初始阶段。其间 ,人们对小说文体的认识理解 ,经历了在“经、史、子、集”框架下小说与“群书”的比较 ,到中西小说比较以及“艺术系统”内比较的过程。通过比较思维的更变 ,“引进”了一些新的小说文体概念术语和理论模式 ,小说观念上发生了许多变化 ,并尝试构建系统的现代“小说学”。     

“手挽颓风大改良”——关于清末满族英杰汪笑侬、英敛之

清末满族英杰汪笑侬、英敛之,是最先将毕生精力,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及文学伟业结合起来的满族人.他们各自的社会理念与文化作为不尽相同,却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小视的功绩.     

柯娇燕：《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

柯娇燕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洞见深刻,标志着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巅峰。与美国历史学家Mark Elliott,Peter Perdue等人的出色合作,使柯娇燕将我们对于清帝国早期现代民族身份之形成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既包涵复杂性,又有理论清晰度。     

绅商与地方善举——清末嘉定县南翔镇“争河”“夺堂”案研究

清末"新政"时期,嘉定县南翔镇的所谓"争河案""夺堂案",是商务分会、学会联合起来,与旧堂董们争夺育婴、振德堂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之前堂董兼办两堂事务,"责成一二地方绅士世代相袭,商民并不顾问",一遇赈灾、育婴、浚河等地方善举,商家"随众乐输,襄成善举"。"争河案""夺堂案"所呈现的地方善举实践,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国民资格这样的表达上,具有明晰官、民界限的现代性意义;在实践中,善堂运行机制未脱传统之窠臼,仍呈现着公、私相对化的官民二重性逻辑,并未形成新型的公共性秩序。地方善举的近代转型,依然任重道远。     

论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以清末“满族内阁”向“完全责任内阁”之嬗变为例

在短短的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相继组建了“满族内阁”、暂行内阁以及袁世凯的“完全责任内阁”,三者相继经历了流产、早产、夭折再到消亡的过程.它们的相继嬗变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的必然,是民主对专制否定逐步加深的结果,是超前与失序时代的产物,在结构设置及其人员安排等方面具有渐趋于西方责任内阁的发展势头.虽然前两者所移植的民主成分甚少,但却是逐渐增多的,其嫁接的程度也是逐渐加深的.清末责任内阁的嬗变过程不仅是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为当今宪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

借助翻译,"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姻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时期"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细微差异,体现了新文化共同体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开拓与创新,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对个人自由的单纯追求,也导致五四浪漫文学存在情感泛滥、表现肤浅的弱点,未能将"恋爱"的体验与表现引向深入。     

清末新政“借材异国”与京师仕学院的议设

清末新政初期,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奏请政府设立京师仕学院,期待此举落实借材异国策略的示范作用,藉此为速行新政提供及时、直接的蓝本与改革经验的借鉴。然因观念、政局等影响,仕学院借才方式与课官范围被迫几度调整,反映出借材异国襄助新政的困难与不确定性,而报刊舆论与朝中政情于此颇有隔膜。仕学院讲友的名目,本为趋避袁世凯密奏政务处聘请外国人为顾问之锋芒,避免枢廷干预而提出的变通办法,尔后却为仕学院译书洋员取代。其借才名目频繁变换,表明当时官私雇聘外国人尚未形成统一、明晰的规范,策略较为灵活。筹议者各出奇谋,为应聘外国人参与新政预设各种限制,客观上推动了借材异国的方式、方法向多样化发展。     

清末民初士人命运与时代悲慨——以《申报》“了青”事件为核心

了青是《申报·自由谈》1912-1914年间的一名普通作者,但他的逝世却引起海内外士人的广泛关注.了青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申报》上成为一个公众传播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了青境遇所折射出的清末民初广大士子文人的命运悲剧和深刻的时代悲慨.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的剥削与剩余价值理论解构——“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五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揭露资本剥削现象的同时,把资本合理盈利完全归为剥削所得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其一般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皆存在内在缺陷。这些理论缺陷是怎样存在于马克思严谨理论体系中呢？本文将用“超质劳动”“集成劳动”等概念给予合理解释。文中将重点结合马克思发现的“商品价值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成反比”规律、“相对剩余价值与生产力成正比”规律,在肯定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合理内容同时,指出其否定资本家创新劳动的片面性以及“先进生产力‘天然具有’论”的错误。     

人之存在的困顿与复杂——“理性”与“非理性”之解构

人存活于世,面临的困顿很多。人是充满理性和非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如何,二者的界限划分是清晰的吗?何为人的教育与发展?人的生命过程又与自然发生着怎样的关系?本期专题讨论着重围绕以上话题展开。我们认为,理性与非理性远不是那么界限分明,因为它们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可能性,即存在着走向其反面的可能,它们甚至是可以相互过渡的。理性与非理性仅是两个不同的视角,而非两种不同的存在;通过对当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人文教育与发展思想的研究中呈现出的从解释转向批判的研究取向,以及多元化视角的研究特点,指出了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为我们深化教育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思路;紧密结合当前"重返浪漫主义"的学术热点,对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生命理论进行深入观照,并运用当代生态批评的视角赋予该理论以现代生态内涵。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我们的生命存在进行理论探讨,目的是发现我们存在的意义、价值,破解人生的困顿。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从“愈合的股骨”阐释看两种人学观与历史观之分野

英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原始部落遗址中“愈合的股骨”的阐释,涉及到人性生成这个古老的学术问题。原始人类对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残、老人产生了怜悯心理,这无疑是人类由野蛮迈向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将其归结为原始人类开始懂得了怜悯,这就是把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动力和根据,不应该用人类的情感、道德、人性来解释,而应该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到社会经济关系中给予说明。人类不是因懂得了怜悯而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在文明社会渐次到来的过程中才逐渐懂得了怜悯。从“愈合的股骨”阐释中折射出两种历史观对人性阐释之根本对立,其焦点在于：到底是用历史解释人性还是用人性解释历史。唯心史观用人性解释历史,唯物史观则用历史解释人性。     

“信息批判”之见与不见

1980年代中期,詹姆逊的北大演讲给国人普及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而随后的译介陆陆续续引入了一大批探讨后现代主义的资料,也引发了迄今为止仍然繁盛的相关讨论。不管在如何理解这一术语上还有多少争议、分歧,它早已在学术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景象,根深叶茂、深入人心。确如斯各特·拉什所言,“后”当然意味着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但他将这视为一种刺眼的缺陷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后”不仅是时间上的接续,还暗含着意见或思想的反观。     

人文关怀辨正之四：“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

人文关怀是"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每一个从事社会知识或自然知识研究和教育的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切实有效地纠正青年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忘本"倾向、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忘本"倾向、对自然知识的"忘本"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