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白山封禅及其对满族社会文化的影响

清代长白山封禅是满族贵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个外文化特质一经接受,就对满族的国家意识、故土观念、宗教观念以及其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

几乎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构成其文人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资源或推动力量,而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野。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其原因首先在于满洲民族入关的历史性迁移使满族在地域上分割为原驻地与迁徙地两大不同的区域,也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其次也是在汉文化的涵化作用下,满族民族文化包括其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结果。     

清代满族萨满教祭祀神杆新考

萨满教是满族主要的宗教信仰 ,清代满族举行祭祀神杆活动 ,是萨满教信仰的突出标志。关于神杆所祭之神众说纷纭 ,近年又有“祭天”和“祭乌鹊”两说。其实 ,通过堂子祭神的演变与满族起源传说及结合对与满族关系密切的赫哲族习俗的考察 ,可以认定祭祀神杆即是祭祖。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满族及其先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满族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而涵养孕育、勃发崛起,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满族说部在21世纪之初彰显于世,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化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备受瞩目。     

满族语言与物质经济文化

语言与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任何民族语言都负荷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满族早期,渔猎采集、畜牧以及战争掠夺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在此时处于从属地位,但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当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进入辽沈地区,环境的改变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满族开始迅速向农业经济过渡.满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也同其他活动一样反映在语言中,其独特的文化含义是与其他语言有别的.     

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的阐释空间——读赵阿平教授的《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

人们通常采用考古学的方法以及利用传世典籍来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言的一些特殊属性使其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通过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发掘该民族历史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状况,是一种科学可靠并且实用的方法.通过对几种传统上研究古史古文化方法的比较与分析,探讨赵阿平教授的〈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该书为研究满族历史文化及相关学科问题开辟了全新阐释空间.     

清代满族“哈拉”、“格布”的来源与演变

满族的“哈拉”(满语 ,汉泽为“姓”)和“格布”(满语 ,汉泽为“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变化。其中“哈拉”有 70 0个左右 ,或沿用旧的“哈拉”,或以地名为“哈拉”,或以部落名为“哈拉”,或以父祖名字的第一音节作为“哈拉”,也有的满族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皇帝赐姓等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哈拉”。满族入关后 ,“哈拉”也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逐步变成了单字的姓 ,有的是来自多音节的首音的谐音 ,有的是把原有的“哈拉”意译 ,也有的既是意译又属谐音改姓。满族人不直接称呼长辈的“格布”,往往在其“格布”的后面加上称谓。满族初兴 ,其人多用与渔猎有关的词作“格布”;入关之后 ,满族人又多以身体的特征来作为自己的“格布”;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满族人多用平安、吉祥意思的词作“格布”。到了康、乾时期 ,很多满族人开始用汉姓、汉名 ,至清末则更加普遍。     

论满族文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

满族文化主要规范的是满族社会组织成员中的行为并具有一定约束作用,主要表现为整合、标识和协调功能.根据特定的条件,以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合乎于整个社会发展标准模式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运行.     

满族生活性文化特征探论

满族生活性文化是完整的系统 ,在这个有机体系统内 ,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不是均衡分配的 ,具体的充满活力和个性的事象组成了满族生活性文化的普遍性和共同性 ;这种生活性文化在不断演变过程中 ,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关联性的特征 ;同时 ,满族各个群体特定的地域自然条件和特定的社会需求差异决定了满族生活性文化的地缘性和群体差异性特征     

满族对关东文化的历史贡献

满族作为东北少数民族中一个卓越的代表,以自己特有的民族贡献丰富了关东文化的内涵,推动了关东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满族文化与关东文化的互动交融中,满族文化的很多特点和风情已经内化为关东文化的内在品质和精神,关东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满族文化的烙印。文章结合满族的历史贡献,从关东历史的发展,冰雪文化的形成,饮食文化的创造,民俗风情的展示等方面探究满族在关东文化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从科举制度看中国文化软实力项目的形成与发展——与关世杰教授商榷

在对关世杰教授《中国文化软实力:在美国的现状与思考》一文评价的基础上,指出了文中存在的不足,以及调查方式不够全面等问题,论述了中外政治家、史学家关于科举制度对于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过程。作者在文中引用政治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首次提出将科举制度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概念,以及如何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具体措施。     

吉林省满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刍议

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当今旅游发展的主流,特别是民族文化旅游。吉林省是满族的发祥之地,满族文化历史悠久、遗存丰厚,满族文化旅游资源多姿多彩,旅游潜在市场非常广阔。遗憾的是,这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其优势、特色、深层文化内涵挖掘得很不够,更缺乏过硬的文化品牌。笔者对此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旨在突出和强化满族旅游文化在吉林旅游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诗钟与科举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都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代末年,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

有清一代 ,朝廷将通俗小说纳入其文化控制范围 ,并载之刑典 ,在政策上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尽管清政府严查令禁 ,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 ,这与通俗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历代帝王的双重人格等皆有一定的关系。同时 ,清代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本文以清代皇帝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为个案 ,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通俗小说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清代宋诗选本与江南文化

清代宋诗选本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条件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极为密切。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试论清代弹词的江南文化特色

本文主要从弹词的地域分布、演唱风格、弹词演唱与江南风俗、弹词文学与江南民俗、弹词作家与江南等五个方面剖析了清代弹词与江南文化不可离析的血缘关系,认为清代弹词是属于江南文化的“特产”。     

清代汉族与满族诗人颜色词使用对比分析

汉族与满族诗人是清代诗坛的两大创作主体,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其古典诗歌创作形式也基本相似。因此,二者在颜色词使用数量和使用形式方面都大同小异。然而,由于生活环境和民族审美心理等的不同,二者在具体颜色范畴成员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此外,在满族诗歌作品中,颜色词的使用形式更具灵活性、多样性和口语性。     

当代满族传统文化"趋同化"变迁的认识和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满族传统文化的外在显性文化符号如语言、文字、服饰、居住、风俗习惯和传统精神信仰等方面都在逐渐淡化,并在整体上呈现出"趋同化"变迁.对于这种变迁趋势,许多人认为满族传统文化"汉化"、"西化",甚至有些人认为满族文化被"同化"而正在"消亡".针对这些观点,笔者从文化适应角度,结合实地调研情况,阐述了应该如何认识当代满族传统文化的"趋同化"变迁,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