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灾异思想

灾异说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是劝谏君主改过向善,维护专制统治.灾异说在貌似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着积极而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是专制制度下儒生参政、议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因其与圣化君主的"君权神授"孪生连体,从而在西汉后期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与传播.     

灾异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灾异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上,灾异时常成为朝廷制定政策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经济上,灾异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成为许多经济政策推行的重要原因;文化上,出现了一些与灾异相关的礼仪活动,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论汉儒批法

法家因暴秦的速亡而在汉前中期连带受到严厉的批判,并由此中断了本学派在学术上的发展,黯然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然而法家学说的精髓毕竟是封建专制体制的内核,故不但最高统治者对其“表弃里用”,即汉儒董仲舒们也不免带有法家的思想痕迹。法家思想理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可或缺,与汉前中期过秦批法的时代氛围相碰撞,乃构成此后二千年来“阳儒阴法”的奇特历史现象。     

灾异与政治：雍正帝的“灾异话语”建构与灾害应对

灾异与政治的互动是清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在雍正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雍正帝即位后,围绕灾异因何而生、如何应对建构起一套话语体系。一方面,它侧重政事修举、民风忠良对灾异的“预防”,当落实为一种应灾机制时,有助于皇帝分流、转移咎责,化解灾异谴告对帝王“天命”隐喻的威胁;另一方面,它也存在固有缺陷,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自然灾害,应灾实践往往会突破话语的束缚,并对机制不断进行调适,此时的弭灾之方更近似于一种动态化的“试错”机制。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雍正帝宣扬的这套“灾异话语”,预设逻辑在于承认士庶官民亦能感格昊天;乾隆帝则强调君主在天人沟通中的垄断性,为保持前后表述的一致性,他在雍正朝实录纂修时对此类话语做了系统的删削与修改。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晚清清流灾异奏疏的政治意蕴

受天人同构宇宙观念的的影响,中国古人把灾异的出现看成是上天对人间统治秩序失范的警示和惩罚.汉代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对灾异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诠释,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灾异谴告之说经后世诸儒的发扬和历朝统治者的推崇渐而成为侵染人们生活的思想意识.晚清清流是一群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又敢于言事的低级京官,他们援引灾异立论奏事,一方面规谏君主修明政治,以"佐明圣";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攻击政敌,以"黜佞臣".言灾异而伸己说成为晚清清流奏疏的一大特征.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意境说与儒、释、道的对立互补

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论董仲舒的政治神学

在过去的研究中 ,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 ,如天人感应论、人性论、灾异论、政治论等等 ,并指出董仲舒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关于这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学界通常认为是新儒学。本文从政治神学的角度透视董氏学说 ,认为董氏学说具有政治神学特征 ,即政治学与神学相辅相成。没有政治学 ,其神学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没有神学 ,其政治学就失去了理论上的终极关照。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意义的表达,语言本身更是人的权力意志的体现。语言问题之于政治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当今政治学界存在的某些重要理论纷争与其说是政治理论问题,毋宁说是语言使用的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些政治实践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行为,不如说是一种言语行为。关注语言问题、探究语言与政治之间的隐秘关联,是学术界不可轻忽的重大研究课题。但时至今日,从语言的维度探究政治问题,在政治视域中考察语言现象,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尚未形成理论研究上的自觉意识。创立政治语言学,从政治学与语言学的双重视角研究复杂的政治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论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误读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在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中创建起来的,但这种批评存在诸多对孟子的误读.首先,孟子的人性论是统一的、普遍的一元论,董仲舒则是取中民之性为性,以部分人之性释读孟子的全体人之性,这是有意的误读.其次,孟子言性是德性论的思路,董仲舒则折回到自然主义的气性论,因此,以气性论解德性论,必将扦格不通.同时,孟子因为视性善为一体,故善是性之善,是内在的、先天的善性,董仲舒将善理解为后天的、经验的王道教化之善,以"未善"解孟子的"本善",是一种认知性误读.最后,孟子创立的道德内在性、自主性原则,被董仲舒以王道政治的目的 论而转变为外在的、他律性原则,这也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

"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是何休通过对<春秋>的归纳和阐发而提出的一种天人学说.这一学说从思想渊源和内涵而言,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言灾异而重人事的思想;从表述形式而言,则是受到了东汉社会普遍援引谶纬以说灾异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从而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从精神实质而言,则是为了阐明人的行为与历史现实之向的因果关系,同时借助于天的意志对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作出批判,以期建立一种和谐的政治历史秩序.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分析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以来 ,儒家政治伦理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确立了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霸主地位。就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来说 ,以“天”为依据的政治观是其理论基础 ;“大一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中和政治论则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政治伦理发展观 ;“更化”的政治伦理改革措施使儒家的一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论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

政治修辞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政治修辞包括五种理论范式: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和反修辞。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服务于政治传播的价值基础。没有恰当的修辞,政治传播就难以有效地进行。     

古典儒家政治哲学论纲

古典儒家系统探讨了政治的目标、主体、途径与方法问题,回答了谁统治、为什么统治,以及如何统治等问题,其政治哲学包含政治境界论、政治主体论、政治道义论与政治本体论四部分.政治境界之达成,取决于政治主体能否克己修身和尽忠职守;政治主体能否克已修身和尽忠职守,取决于其能否自觉遵守与践行政治道义;政治主体能否自觉遵守与践行政治道义,取决于其能否洞察政治本体.这四部分互证互诠,彼此关联,相互发明,系统地论证了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的全体大用之所在——“内圣外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