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江西广昌“孟戏”的文化阐释

孟姜女故事以传说、戏曲、歌谣、诗文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而其流传形式也因地而异、因时而变。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一带即流传着以孟姜女哭长城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俗称广昌孟戏。这一民间戏曲与当地宗族的祭祀活动及传统仪式习俗融为一体,相互渗透、相互黏合,体现了诞生于北方的孟姜女故事以民间戏曲的形式在这一特定区域内流传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传说的灵验故事,透过真实的场景和人物,外来的孟戏成为本族正统的族戏,这便是这一文化文本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与胡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胡军关于“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提出商榷,指出方东美只是对儒家一部分人的卫“道统”思想提出批评,并不否定儒学的基本精神,更未妨碍其服膺于以原始儒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方东美尽管欣赏道家哲学的空灵,但他致力改变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还是要真正培养儒家的优点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重镇”,其学问归宗于现代新儒家。     

试论北宋儒学的演进与韩愈地位的变化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急遽演进的时期 ,此期的韩愈研究在此特殊的背景中展开 ,深受主流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庆历前后 ,由于石介、欧阳修的大力提倡 ,韩愈受到普遍的尊祟。嘉、治平以后 ,随着儒学的进一步深入 ,对韩愈的讨论更为热烈 ,这种讨论由浅入深 ,涉及到儒学中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道统、心性论、文道关系等 ,许多重要的学者都参加了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建构的。     

梵文、佛典与韩愈诗歌的佛禅韵味

韩愈诗歌受梵文、佛典影响,具有浓郁的佛禅韵味,其原因却颇为复杂。有个人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诗歌形式本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异质文化的影响。作为异质文化的佛学在唐代的影响弥漫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渗透进了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韩愈诗歌受这种影响具有典型性。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佛道之辩与佛本之争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 ,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同外来文化之间总会发生碰撞、争讦乃至相互吸收、直至融合。历史上当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 ,遭受到本土文化强有力的压制、排斥进而销声匿迹 ,或者外来文化借助强力冲击传统文化并进而消灭传统文化 ,这两种极端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 ,但更多的情形则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断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乃至相互吸收对方营养、改变自身内容、走向相互融合的道路 ,从而将外来文化改造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甚至取代传统文化的地位 ,成为新的历…     

荀学与思孟后学的关系及其对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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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昌“孟戏”的英雄崇拜与宗教信仰

江西广昌"孟戏"是一部有500年传承历史的祭祀形式的地方戏曲,该戏以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为题材,融合三元将军蒙恬、王翦、白起于战乱之中拯救逃难母子为民赐福的神话传说,以"戏神"的角色出现。每年正月进行一次"圣演",举行全村祭祀神灵的大型巡游及请神送神等一套仪式活动,将三元将军供为神灵,进行英雄崇拜。演出之前村民还要敬神祈福,期盼来年万事顺意。孟戏是以对三元将军的英雄崇拜、并在此民间礼俗背景下而长期存在的一种与民间宗教信仰相互依存的宗族戏,其宗教信仰与家庭教育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也是该区域民众民俗文化生活的"活化石"。     

海盐腔的引入及其在临川的封闭性遗存

海盐腔是明代著名的“四大声腔”之一,对中国戏曲史产生过深远影响。海盐腔在明万历末年开始衰落,至清康熙之后便销声匿迹。目前学界对海盐腔的遗存有很多猜想。本文认真梳理了海盐腔传入前后江西声腔格局的面貌和变化,认为是由演唱海盐腔的“宜伶”首先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搬上舞台。汤显祖逝世后,“宜伶”散落民间。而广昌“孟戏”唱腔中,应该有海盐腔的封闭性遗存。     

广昌孟戏民歌时调的美学书写方式与原生态特质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戏曲传播学、史料对比及美学等理论探讨广昌孟戏中民歌时凋的遗存与特质,着重分析了明清戏曲中遗存的民歌时凋元素问题,重点对明万历以后流行的《驻云飞》、《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寄生草》等时调,以及清与近代的小曲《夫妻观灯》等六支民歌时调的曲牌音乐体系进行了考辨分析,以冀解读明清地方戏曲民歌时调的遗存与特质。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韩愈的名实观与攘斥佛老

在名实问题上，韩愈名实兼重，不同于柳宗元之去名求实。韩愈虽排佛老，但不以佛老废人，对于僧人道士身上近于人情的质素仍持肯定态度。本着以实正名的原则，韩愈希望僧人道士能弃佛还俗，复归儒道。     

从“佛系”流行探析当代青年的社会境遇与心态

最近“佛系”风靡网络,它标榜的“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有无皆可,一切随缘”的人生哲学,表面上与佛教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实际却是继“屌丝”文化与“丧”文化之后的又一股青年亚文化潮流,并在归因、行动和心态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变化。“佛系”的流行是青年群体的一次文化抵抗,折射出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的清醒意识,反映了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青年群体的集体诉求。“佛系”情绪滋生的根源在于社会阶层日益固化、青年群体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以及技术支持和商业裹挟,应当理性而辩证地看待“佛系”现象。     

乾嘉以降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

清乾嘉以降,推崇骈文者以编纂骈文选本的方式进行骈文“尊体”批评。其要旨有三：一是通过阐明骈散同源、肯定骈文特征,以达到推尊骈文文体地位的目的,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首要任务;二是通过剖析骈文弊病,对唐宋以后,骈文衰敝的症结进行反省与厘清,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重要方式;三是通过提倡“复古”与“雅正”,树立骈文创作原则与审美标准,这是骈文选本“尊体”批评的最终目标。此一时期骈文选本的“尊体”批评,对于提高骈文地位,促进骈文创作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从文本起源的角度分析,“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     

遵义“沙滩文化”的考据取向及其思想渊源

训诂、考据是"沙滩文化"知识分子重要甚至主导性的治学取向,据此视"沙滩文化"为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余绪或清代考据学的一个构成单元,一定程度上亦是可以成立的,"沙滩文化"考据取向的思想根源,亦是清代考据学得以兴起的本原所在。这一本原即是传统思想演进的"往复式叠加"模式。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与思想家的"崇古"、"尊古"倾向相伴随,为考据取向的产生和延续提供了逻辑前提。正是因为思想演进中"往复式叠加"模式具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教育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限,众多传统知识分子,如"沙滩文化"核心人物郑珍、莫友芝等,才自觉醉心于文字训诂、名物辑轶的考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