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方的反询问权

反询问权是被告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作者从反询问之规则、反询问之条件和反询问之技巧三方面介绍辩方的反询问权。最后,作者阐述了中国借鉴辩方反询问权的理由、国内立法的缺陷,提出了改进建议。     

民事庭审中律师的问话分析

国内外关于律师话语的研究很多,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律师话语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广泛。本文主要从问话方面对民事庭审中律师的话语进行研究,结合三场民事庭审的录音转写语料,分析民事庭审中律师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时的问话形式及其成因,以期揭示民事庭审中律师如何巧妙地运用问话策略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论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

法庭询问是庭审调查的核心,对诱导性询问的法律规则直接关系到刑事庭审中司法公正、效率等多元价值的实现。在必须正确认识诱导性询问规则概念性质和作用分析的基础上,对诱导性规则进行了价值评析。对我国诱导性询问及规则作了反思。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庭审中诱导性规则的若干构想。      

交叉询问制度的辩护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借鉴分析

盛行于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制度会促进并强化辩护职能的发挥。在对辩护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辩护的各种职能在交叉询问中将得以体现。此制度虽有益于发现案件真实,充分体现诉讼民主,保障被告方正当法律权益,却有碍诉讼效率的提高且对证人的对待不当。我国新一轮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对此制度的借鉴应慎重。在移植英美法系的原有制度的同时,应效仿大陆法系（如意大利）的改革经验,对其修正。     

论确保证人出庭作证的直接言词原则

证人证言具有生动、直观、直接等属性.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应当贯彻证人出庭作证,坚持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与证据接触,这是对抗式诉讼的必然要求.所以,需要进一步探讨直接言词原则和证人出庭制度.     

证人出庭在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分析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 ,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出庭方面与证人出庭的重要作用很不对称 ,主要表现为 :证人出庭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证人出庭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询问证人的规则不够科学完善     

动脑筋让顾客爽快买单

一、顾客：我要考虑一下 对策：时间就是金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询问法：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对产品感兴趣，但可能还没有弄清楚你的介绍（如某细节），或者有难言之隐（如没钱、没有决策权），不敢决策，再就是推托之词。所以要利用询问法将原因弄清楚，再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从公诉角度看证人出庭作证的若干问题

从公诉角度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若干问题探讨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公诉的意义 ;交叉询问出庭证人若干问题的具体应用 ;庭前证言与陈堂证言实质相矛盾时解决的方法。     

被害人陈述的质证冲突及其对策

在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与刑事审判制度中,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冲突,使被害人得以当事人身份参与质证其自身陈述,导致被害人陈述的质证冲突,从而使被害人陈述的交叉询问机制失灵。如此问题的解决,大致有技术上的方法和本质上的对策这两种思路。关于技术上的方法,主要是就询问被害人之顺序重新作出安排,以防止被害人陈述遭致过多污染。关于本质上的对策,主要是对于被害人地位的重新界定。对于法庭调查中被害人既作为询问者、又作为询问对象所造成的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可以实质性否定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得到根本的解决。换言之,参照民事诉讼中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理论,在否定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基础上,对于被害人程序地位予以动态性的模糊化处理,将根本上消除被害人陈述的质证冲突,重新构造交叉询问之两造对立格局。     

出土战国文献疑问代词研究

出土战国文献主要包括战国金文、战国竹简、战国帛书及汉代简帛中的战国书籍.出土战国文献中单音节疑问代词主要有"何"、"孰"等,复音节疑问代词主要有"奈何"、"何如"、"奚如"等.传世、出土战国文献疑问代词的频率、询问功能、句法功能同中有异:出土文献中疑问代词的总量较少,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传世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奚"、"谁"在出土文献中极少见到;传世、出土战国文献中疑问代词的询问功能、句法功能基本上是一致的.     

浅析两大法系现代刑事司法制度

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下,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代表了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潮流。本文从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其特色制度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以期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进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有所启示和帮助。     

表询问意义的语气副词“岂”、“宁”及其来源

语气副词"岂"、"宁"表反诘意义的用法较为常见,表询问意义的用法则不大为人所知.对"岂"、"宁"表询问意义的各种用法进行分析,考察其来源与发展情况之后认为,其均是由表反诘意义的用法引申而来的.     

思想者的澎湃心声--读书札记

文学作品之有别于事件和知识的单纯传述 ,就在于作家是在一种灵感迸发的创作状态中 ,把现实的体验提炼为意识的逻辑 ,并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使作家、叙述对象和读者共同组成一副人事、景物、情理的关系链。林非先生既倡扬血性文字 ,他在文化历史散文《询问司马迁》一文中就正是以生命叩问和灵魂对接的方式 ,同司马氏探讨着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如何对待苦难、如何坚守“史德”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倾听着人类历史上思想者的澎湃的心声。     

弹劾证据规则的中国模式——以弹劾侦查人员证言为切入点的分析

作为一种补助证据,弹劾证据旨在争辩证据之证明力。弹劾的对象包括证人的可靠性和证言的可信性,但一般将其总称为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我国刑事证据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中基于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具体的矛盾以及前后不一致陈述这四类弹劾理由,考虑到实体真实主义和证据能力附属化之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我国宜将证据之证据能力纳入弹劾理由之范畴。与交叉询问相比,我国律师更善于通过提出旁证的方式来进行弹劾。法庭对于弹劾证据之审查判断主要侧重其可信性和真实性层面,而且"新法定证据主义"对法庭审查判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确立的弹劾证据规则对于提高律师之辩护质量和保障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我国《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则完善

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仅规定投保人告知义务,从告知义务的立法本意来看,被保险人也应作为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对于告知义务履行过程中重要事实的判定,应对重要事实的内涵进行目的性的限缩解释,即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告知之事实与保险人承保之风险及保险事故之发生无关时,将上述事实排除在"重要事实"的范围之外。在保险合同复效时,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能发生变化,原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也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我国现行《保险法》并未规定投保人基于一般过失未告知重要事实的法律后果,投保人基于一般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不能解除合同。在上述情形下,保险人有权在通知投保人之日起的1个月内终止合同。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谁”与“孰”

文章以传世战国文献与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考察了疑问代词"谁"与"孰"的频率、询问功能与句法功能、时代性等问题。"谁"主要问人,"孰"人、物并询。战国早期,"谁"作主语较多;战国中晚期,"谁"作主语较少,主要作谓语、宾语、定语等,而"孰"主要作主语,这时"谁"、"孰"在句法成分上形成互补关系。出土文献中"谁"、"孰"的数量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但出土文献中"谁"、"孰"的语言面貌与传世文献是一致的。     

记着问父母八件事

"我是世界上最了解父母的人,因为我和他们生活的时间最长."许多儿女这样想当然.但儿女真的了解自己的父母吗?在不少家庭,儿女与父母其实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沟通:虽然保持着表面化、程式化的关系,在一起吃饭、看电视、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却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看似亲密但心灵上疏远的人.最近,美国心理专家保罗·斯隆总结出子女应该询问父母的八个问题,并请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博士后黄峥、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根据国人的特点进行了解析.     

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邵《人物志》

刘邵《人物志》是在汉末人物品评新潮中发展起来关于知人、用人的一部理论研究著作,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资质、仪容、才能、性格,同时还反映出人的品评是由道德判断深化为既重道德判断又重才性容止鉴赏的探寻.其内容囊括哲学、道德、思想、政治兼容儒、道、法、名理诸家.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述,该书在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人才品评价值走向的同时,近世又引起美国、日本等国的关注.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