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的。以报刊和出版社团为中介和手段 ,并由此形成的现代文学传播机制 ,参与了现代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形式的创造 ,进而推动了文学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进程 ,贡献了文学的新形式和新作家。因此 ,讨论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 ,并以冰心等具体个案为例分析文学传播之于作家作品的独特意义 ,自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泰戈尔诗学是泰戈尔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的意识、文学艺术活动及其规律的审美性阐释。他的诗学是心灵表现的诗学、和谐统一的诗学、讲究韵律的诗学。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以翻译介绍和学者研究为主要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访华前后的译介和学界的论争,催发了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20世纪80、90年代,泰戈尔诗学的传播获得极大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两套全集的出版和相关专著问世,标志泰戈尔诗学的传播走向深入。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映现了20世纪至今百余年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泰戈尔诗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参与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     

东方主义与中国想象俄罗斯文学的方法

本文提出了有别于赛义德与其他带有西方殖民色彩的另一"东方主义"概念,斯拉夫文明与中华文明均包括于其中.在此基点上,讨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积极接受的三个方面内在的情感需求;现代化运动中的文化选择;传统审美方式的内在沟通.这体现了东方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追求,显示了中俄两国文化相似性的一面.     

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和各语种文学之间的交流史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同一文学的接受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一现象,在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纵观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不难看出这种接受主要显示为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三种不同的思路与取向。系统梳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深入考察这三种模式,对于我们总结接受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传播

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媒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关系。日本媒体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借助日本所具有的强大的现代媒体在日本被广泛地传播。日本媒体不仅推动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而且,深化和修正了日本人的认识,对于促进日本人对中国现代文学认识和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受与过滤: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使中国文学从价值观到文学母题再到表现技巧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文学的本体地位得到确认,漂泊意象、兽性意象、死亡意象大量出现,非规则性和非逻辑性语言技巧被广泛采用。同时,这种接受又受到了传统文化审美心理、时代的文化审美需求、浪漫主义精神三种文化过滤机制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风貌。     

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的传播与接受

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主要通过石刻、纸绢和版刻三种媒介进行传播,艺苑点评、题画诗文和仿写临摹是人们接受屈原图像的三种基本方式。在绘画形式变化及社会风尚变迁的影响下,屈原图像的受众逐渐由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大到市井百姓阶层。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的传播,既给中国绘画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对屈原及其楚辞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

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以传播接受为视角,重构新诗历史,或能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的真实地貌,揭示其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重构将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主轴与目的诉求,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透视、解读创作演变史,传播接受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使新诗史不只是创作事实的呈现史,而是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揭示新诗之中国诗意、诗性的生成演变史,一部敞开新诗现代性书写、传播与意义增值的新诗史。     

后现代语境中俄国形式主义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传播与接受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的。在这一语境之下,俄国形式主义一方面因和后现代文学观念抵牾而受到訾议,另一方面因其对文化研究的救弊作用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建中被重新发现价值。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传播与接受从"抑"到"尊"的走向表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正从现代型向后现代型转型,并进而走向成熟。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传播规模、呈现特点,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899—1916年:自发传播期;1917—1929年:自觉传播期;1930—1948年:系统传播期;1949—1978年:整体传播期;1978—2013年:开放传播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契合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性;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存在着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二是传播内容的混杂性;三是传播选择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     

略谈神话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接受状况

神话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产物,而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是在西方神话理论的影响传播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梳理西方神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向西方的学习,也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内部的讨论和冲撞,最后在借鉴西方理论、结合中国神话现状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建构了自己的现代神话学体系,有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同时,神话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开拓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视野,赋予中国文化研究以新的生命力。     

从历代艺术表演形式看《史记》的传播与接受

歌舞表演、说话艺术、杂扮问答、戏剧演出是《史记》传播的四种主要艺术形式。以艺术表演方式传播《史记》呈现出雅俗共赏、与时变迁的特点。艺人们的表演还原、改造《史记》人物、故事,使《史记》更接近人民生活,取得接受者的心理认同,也使《史记》垂诫后世的理性精神得以传承,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接受者以文化陶冶。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

本文在对经典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及延传的历史进程。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 ,是那些能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 ,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 ,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以及知识、审美诸系统的变化与整合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 ;革命化与审美化、民族化与现代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三对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延传的不同路向 ;而新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反思 ,则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     

略谈神话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接受状况

神话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产物,而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是在西方神话理论的影响传播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梳理西方神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向西方的学习,也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内部的讨论和冲撞,最后在借鉴西方理论、结合中国神话现状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建构了自己的现代神话学体系,有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同时,神话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开拓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视野,赋予中国文化研究以新的生命力.     

诗意童心的东方文化之旅——安徒生童话之中国百年接受与传播考论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深深烙下了安徒生童话的印记。"五四"时期,安徒生童话被介绍到中国。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之需要,学者主要从"童心"和"儿童本位"基点去阐释、接受和传播安徒生童话,凸显了对儿童自然个体的强调,呼应了梁启超"少年中国"的理想。这种接受和传播不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也有推进作用。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和传播出现转向:侧重于现实性、批判性角度,其本源性的"童话"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改革开放后的接受与传播回归童心和童话,并且有了更全面、更广阔的理解与阐发。安徒生童话具有丰富内涵与人性意蕴,其诗意童心在中国的文化之旅柔化了几代人的心灵。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与方法

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也是新文学先驱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崇尚耶 稣的伟大人格,推崇基督教文化中的人道精神．成为许多作家的虔心追求。这些与基督教文化相关 的作家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清醒的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者。第二类为基督教的皈依者．第三类为对 教会现状不满者．第四类为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者。在理清基督教文化对具体作家、具体创作的具 体影响的基础上,还必须对这种影响作整体的观照与研究。     

论上海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作为 2 0世纪文化重镇的上海 ,其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引领中国文学之潮流的。可以这样说 ,倘若没有上海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会迟缓得多 ;倘若没有上海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单薄得多。上海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的意义与价值是多方面的 ,尤其在文学启蒙的缘起与构成、文学新潮的引入与探索、通俗文学的勃兴与发展等方面 ,上海文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