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

金融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对社会生活的塑造,为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分别从社会网络、新制度主义、场域和述行分析的角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既突破了金融学的解释逻辑,又深化和丰富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题。通过对金融行为、金融权力、金融技术、金融风险等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概述,强调了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扩展已有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具有实现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国金融市场二十年的发展实践,为开展金融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迈向“社会学帝国主义”的一条努力路径——对费孝通教授《江村经济》意义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江村经济》贡献认识大体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跨越“文野之别”,民族志写作的“动态”与“丰富”,微型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贡献.本文认为,除此三大贡献以外,我们还应当从“社会学帝国主义”努力视角对《江村经济》的学术意义进行再认识.《江村经济》研究所展现出的“实体性”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特色,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色,使社会学同样拥有并具备走向学科“帝国主义”的研究资源和条件.《江村经济》给予社会学的启示在于:社会学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可以走开拓“形式社会学”传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社会学实体研究的特色资源,从而形成具有社会学特色的另一种学科“帝国主义”努力方向.     

企业预算管理:经济社会学理论思考

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企业预算管理已司空见惯,但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企业预算管理却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从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学科的发展看,经济学与社会学是密不可分的整体。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不仅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而且也应用于微观企业预算管理之中。对企业预算管理的研究,应打破以经济学为惟一的理论基础的现实,更新把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成果作为边缘理论附带研究成果的认识,建立以新经济社会学为基础的企业预算管理理论。为企业预算管理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其指导下对企业预算管理模式与方法加以改进。     

西方经济社会学"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变及其新动向

19世纪末,经济社会学学科诞生时,学者非常重视从丰富的文化视角理解经济生活,如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并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重点关注文化的社会整合作用.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复苏时,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的"社会结构绝对主义"观点的影响,文化分析范式一度被遗忘.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分析范式又再次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并出现了多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新制度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建构论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和嵌入性视角的文化分析范式等.21世纪以后,"文化分析范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将文化置于理解经济行为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经济社会学的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     

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具体地说,就是表现为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相互作用,而经济社会学正是在其推动之下出现了.那么近年来中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状况如何?我国目前的探索是否能跟上世界学术潮流?本文正是从这里入手进行阐述的,在考察中我们得出了结论,并对我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前瞻.     

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以广阔的经济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它主要由三个核心性命题构成,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和“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它在架通经济学与社会学,从而深化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经济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迫切需要经济社会学特有的解释力和洞察力，这是经济社会学本土化的现实支点和推力。本文对经济社会学本土化的涵义、意义、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突破口及应遵循的原则作了探讨     

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制度:分析框架

早在２０世纪初，制度经济学就已经从有选择地勾画几个原则的情形发展到其理论几乎完全超出了新古典主义工具范围的状况。本文认为，这一状况不能为经济制度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要提供这种论证，需要以经典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将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目标和结构之中。经济活动只有通过不同群体协调才能进行，而不能由孤立的个体付诸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工厂以及美国的商业集团和电力公用事业的先驱都被看作是“经济制度的社会结构”的案例。文章认为，尽管这些案例的适度分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一系统理论论述中是可以容纳这种偶然性的，而且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历史的陷阱。本文为新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学最主要的三个研究视角.网络分析学派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则关注组织领域内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和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强调经济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的"嵌入"属性.不同视角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发出了挑战.     

从嵌入的观点反思市场转型理论

文章讨论了倪志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转型理论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相应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机制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理论将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并得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规律性结论。然而这一从经济制度出发的命题使其无法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看作是特殊的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而导致了理论解释的局限性。而经济社会学所提出的嵌入观点弥补了这一缺陷。     

论沃勒斯坦与熊彼特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异同——一种以马克思为思想背景的经济社会学历史分析视角的比较

中国新世纪面临着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两股浪潮的冲击 ,研究沃勒斯坦与熊彼特思想的异同 ,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两股浪潮的本质并整合其动力优势。沃勒斯坦是与全球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的核心人物 ,而熊彼特是作为知识经济重要理论源头的“创新理论”的首创者。本文即以沃勒斯坦和熊彼特经济与社会发展为研究的入口 ,以二者均诉求的经济社会学为研究路径 ,检视他们思想理路与观点的异同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与社区建设——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失地农民经济贫困有许多特点.从宏观的制度设置、中观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及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入手,可以探讨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形成的制度原因及其解决的障碍.文化、教育、年龄、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等对失地农民有明显影响.社区建设是解决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经济社会学视野:"少数民族贫困"的研究方法与重心建构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而致使政府扶贫行动与民族地区人文特性出现背离.要纠正贫困问题研究范式的这种工具理性误区,需要反思现有的制度化了的贫困经济学分析方法.笔者在回顾经济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概括经济社会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特点,并以其为分析立足点,从经济社会学视域构建"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分析方法与研究重心,包括:考察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影响少数民族贫困发生与再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及社会条件;支配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其行为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实施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从过程、行动、互动三个方面建构了今后"少数民族贫困"研究的重心.     

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问题与策略

全球金融危机实际宣告了经济全球化主流模式的终结及其转型。国际经济秩序巨变对于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集中表现为中国基于全球生产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来自外部市场需求减少和内部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阻碍。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进行某种适应性的转换,即重建一种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此,在认知层面上首先要深入理解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即消费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经济社会学选择下降到行动与组织层次和以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为核心的研究策略与方法,为我们分析消费如何影响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力的视角。     

市民社会、社区与信任构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状况,这已达成普遍共识。信任的形成和信任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经济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认为信任作为一种文化习性和社会心理取向,更多的是社会建构而非正式制度安排。福山提出的市民社会和社区意识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地构建信任体系的可能途径。     

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

中国社会学在1979年获得新生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在初始阶段,中国社会学通过学习、承传、借用欧美社会学而开始了重建之旅;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通过不断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正努力构建一种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的社会学.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各种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院领域,这样一种多元性并存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再生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必将对世界社会学产生越来越大的贡献,也将承载起更多的世界责任.     

追求社会学理论思维与经验研究的综合——刘少杰教授访谈

刘老师,您好!很多学者都知道您原来是搞哲学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学。您为什么要从哲学转向社会学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吧? .确如您所言,1981一1995年,我一直从事哲学专业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在前后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对哲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很多中外哲学家的代表作,尽管有些书读得并不一定很深人,但对柏拉     

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 ,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 ,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 ,发展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而且 ,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 ,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