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以“敬神与德治”为要义的君王政治伦理思想,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以“积善成仙,积恶致祸”为特色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通过对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两宋道教以宗教特有的方式服务于两宋政治体系,从而对赵宋政权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

古代国家的政治疆域是统一王朝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具有大致范围的政治统治区域。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平行并进式”特点 ,决定了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传承与包容关系。三代政治疆域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政治疆域的模糊性和多变性 ;二、早期国家政治疆域中的数都并存意义 ;三、政治疆域中的“点”、“面”与“虚”、“实”关系 ;四、三代政治疆域统治传承的法理性。     

“广域”国家：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再讨论

有学者否定夏、商、周三代国家广大疆域的存在,认为早期中国只是邑的聚合体,其疆域是不连贯的,尚未形成“面”的疆域观念。这种看法缺乏坚实的证据。夏王国应已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商周时期又拓展而充实之。商王不只关注具体的邑,也关注邑间成片的领土。周王将土地和民众赐予贵族并根据需要对侯伯进行册封或徙封,均显示了周代疆域之广大。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虽具有模糊性,但并非不存在。商代“内服”“外服”均是王廷设官以治理的区域,而周人对何处属其领域、何处非其领域亦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夏商周三代与秦汉在疆域形态与观念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只是统治方式与强度有别。相较不连贯性,早期中国“疆”“略”有别的特征更具代表性。“疆”是王国设官征赋、实施稳定统治之区;“略”则是王国影响所及之区,其地通常不置常设机构,暂不属王国疆域,不过却属于其势力范围,也是其疆域的盈缩区。     

孤竹古国疆域探析

孤竹古国疆域是孤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寥寥传世文献及一些考古发现虽使孤竹国存在具有其可考性,但因对考古学文化认识的不同、对文献考证的不同,研究者对孤竹疆域范围的认识还存在差别,因此,要依托商朝疆域研究的成果,结合当时疆域的“点”、“面”和“虚”、“实”特点,科学分析孤竹国疆域的层次性,理清其政治疆域和文化治域.     

论北宋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

按照传统的北宋首都定位原因分析有两个问题无法完全解决。第一,北宋明明边患不断,为何还要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第二,北宋皇陵为何不建在首都开封而设在河南府的巩县?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从国家尺度上,分析了北宋首都定位于开封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缺陷,以及首都定位后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家们在国家尺度上的平衡与弥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从新角度解释了西京洛阳地位崇高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中国战时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呈现方式。战时中国文学地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对于正视该时期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宋词"金曲"《念奴娇》审美探幽

《念奴娇》是宋词长调中的三大“金曲”之一,该调的起源与盛唐著名歌妓念奴有关,曲调的内容题材应关合艳情,而声情旋律则偏于高亢。该调的创制时间大致在中唐前后,但歌词的创作则始于北宋并在两宋形成繁盛之势。然而两宋《念奴娇》歌词的创作并没有受到曲调偏于香艳“本色”的限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轼代表作的影响,苏词的题材内涵、精神意绪以及表现方式被后世词人广泛接受和沿袭。《念奴娇》的创作实践和发展轨迹,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成功范式对歌词创作的规范作用,而且也再次显示了苏轼在宋代词史上的领袖地位。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北宋“偃武修文”政策探析

"偃武修文"政策是北宋防范武人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偃武修文"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繁荣了文教科技事业.但伴之而来的也有政治的不利,军事的失败,国力的不振和社会风气的颓靡."偃武修文"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北宋运用这一政策却使社会积贫积弱,对外妥协投降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原因就在于矫枉过正.     

论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专制政体形成的时间,学界曾有“秦朝专制说”和“先秦专制说”,但考察先秦、战国和秦代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实践与变革,可以明确地说,对于先秦时代,商代只是方国联盟,周代也只是初步形成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君主专制政体应该说正式形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各国的改革都有加强王权的直接目的(以便于实现富国强兵的国策需要) ,思想界虽有百家争鸣,但即便儒家学派的孟子,其根本思想亦在于为君主专制张目,而郡县制、官僚制、将相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更是战国时代君主制制度确立的最重要标志。而对于秦朝来说,秦始皇对专制政治体制的最大贡献在于取消了政治制衡,从而将君主权力发挥到极致。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的文化阐释

雅俗之辨始于北宋而盛于南宋，是两宋词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该主题是由 两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是艺术创作上的雅俗之辨，一是文化层次上的雅俗之辨。北宋的雅俗 之辨主要侧重于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属于艺术创作论；南宋的雅俗之辨则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 扩展到了雅俗两大文化层次的辨析，具有了“文化论” 的内涵特征。这种发展既取决于两宋时 代精神的新变，又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取向在词体创作中的演变。但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根 植于宋代文人士大夫雅俗并存的双重文化性格。     

史学在秦汉政治活动中的作用

秦汉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史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形成“海内一统”政治局面为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 ;而这一时期史学在先秦史学积累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关注着时代和社会 ,以一种自觉和积极的态度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一、开展政治讲史活动 ,对统治者进行　　　　历史教育讲史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历史教育形式。据其性质的不同 ,大体可以分为家族述祖讲史、政治讲史、历史知识传授讲史和通俗性民间讲史。所谓政治讲史 ,就是以统治者为对象、历代治乱兴衰为主要内容、总结历史经验为主要目…     

中国式民主的客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民主形成了客体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有民主与法治复合、民主与经济复合、民主与文化复合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复合结构决定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客体结构建设应该采用综合推进的战略。综合协调民主政治的客体、综合推进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建设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战略。     

从天子、霸主、诸侯的关系论共主政治秩序在东周的演变

东周会盟争霸的结果是形成了“天子——霸主——诸侯”这样的新的等级秩序关系,这既是对西周共主政治秩序的继续和发展,更是对它的否定,并且为先秦共主政体的早期国家形态向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成熟国家形态过渡准备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三维分析框架初探

从马歇尔和韦伯开始的传统产业的集聚分析框架,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和区位原理。但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比较优势和区位原理的作用日益弱化,而知识的创新和流动对形成产业集聚现象的作用日益凸现。本文认为,就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而言,可以在一个由空间集中性、产业聚合性和知识流动性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主要体现在此三者综合作用基础上形成的聚合效应。地理集中是产业集聚的表象,产业网络是产业集聚的本体,知识流动是产业集聚得以运行和强化的基础。根据“集中”和“聚合”的不同程度,结合不同产业的特点,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从而为人们有意识的培育和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提供思路。     

“天下观”:中国单一制选择的历史基因

一国拓展和确定其疆域边界的依据深刻影响着一国宪法体制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当代中国根据历史传承"天下观",形成了统一中华民族认同,并以此人群范围划定了国家的地理疆域。中国历史上,"天下"和"国家"常在同一意义上被混同使用;但"天下"并不以既定地理疆域为界,它随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扩展,并随之将国家权力贯彻到所辐射的范围之内。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的构建逻辑是教化。故此,"天下"在疆域边界的扩展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这是我国当代选择单一制的历史基因。     

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补证——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10周年

本文是《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一文的续篇。由于水利兴修历来是农夫力役的主要内容,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两宋水利役中夫役征调办法的考察,来探寻两宋时期摊丁入亩趋势的外在表现及其内部机制。考察结果表明,依据田亩广狭来征调夫役的做法宋初即已存在,北宋中叶以降日见普遍,至南宋几乎遍及宋辖各路;这种做法最初起源于民间,有私约文簿为之约束;大约亦自北宋中叶起因各地州县官府的陆续采纳而逐步升格为地方性的水利法规;为了适应乡村上户田多丁少而少地下户和无地客户则拥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实际情况,宋初水利役中的“计田出丁”之法逐步被“履亩纳钱”之法所取代,这是租佃经济结构下的必然产物。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五代政治文化的蜕变与转型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的差异 ,是五代分裂割据条件下的深层社会变革造成的。随着宦官及氏族势力的衰败 ,五代以后政治集团的核心结构发生了剧变。五代之初南中国多元政治中心的建立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南方各地政治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等等 ,为政治文化的深层蜕变创造了条件。作为偏安的产物 ,新型的文人政治开始在南唐、吴越初步形成。五代中后期 ,南方和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 ,士人群体之间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等等 ,无疑体现着由唐及宋的政治过渡与文化转型。南唐党争虽无法与北宋党争相提并论 ,但党争过程中反映的南北政治文化的对立 ,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 ,最终导致文化自毁因子的生成等基本问题 ,是前后一脉、彼此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