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幻觉”到“文化自觉”--鸦片战争前后精英思想的嬗变及其启示

:“文化幻觉”是指落后民族在不了解外界先进文明情况下孤芳自赏的文化病理现象。文章认为 ,在古代 ,由于华夏文明长期在东亚地区一枝独秀 ,导致了中华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传统文化“专化”与社会发展停滞。在近代西方后来居上的情况下 ,盲目的文化自豪终于变成文化幻觉。在鸦片战争及其后西风的不断冲击下 ,中国的思想精英们逐渐从文化幻觉走向文化自觉 ,传统社会由此启动了现代转型的进程。尽管由于内忧外患的干扰 ,社会转型并不顺利 ,但它表明思想精英作为社会变革最敏锐的先知先觉者 ,作为一支社会批判、建设、创新的力量 ,其积极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在第一次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学者型官吏;二是官吏型学者;三是相对纯粹型学者。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史地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贸体制演变研究(1820-1850年)

行商制度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对外贸易需要有限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辟,短时期内暂时未对中国内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条约对海关税率的修改客观上对中国对外贸易有利。上海开埠后,作为新型贸易代表的买办逐渐兴起,成为对外贸易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新因素。1842-1850年间英国尚未取得贸易优势,茶叶和生丝仍然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宗。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开始向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汇兑贸易网转变。     

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批判思潮与边疆观念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姚莹、沈垚等史地学者对边疆形势和边疆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与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社会批判思潮集中反映了边疆观念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上日益泛滥的主张“放弃”新疆的论调,面对昧于边情的社会人士和投降派官员的所言所行,史地学者给予了有力的斥责和抨击。在批驳的同时,他们自己则表达了要求关心“边情”、努力了解天下大势、维护边疆稳定和疆土完整的愿望和要求。     

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制炮技术研究

制炮技术包括材质、设备和工艺三大方面。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铁炮材质以白口铸铁为主,此对制造技术和质量影响很大;处在封建手工生产方式主宰下的清朝火器界主要用泥模铸炮法铸造火炮,生产效率低,加工精度不高;复合金属炮的制造方法未得到广泛推行,早于欧洲的铁模铸炮技术限于部分新铸的铁炮使用。技术与社会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清朝制炮技术与英国等西方列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

考察中国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状况,对全面了解并进而发展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注重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紧密结合,并从中国社会现实性出发,主要研究了艺术和美学的人道主义、艺术的文化研究、艺术的批判与拯救功能、后现代语境及现代性和文化全球化等理论问题。     

论鸦片战争前的“钱贱”及其社会影响

鸦片战争前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的银钱比价变化的本质特征不是"银贵钱贱",而是单方面"钱贱"."钱贱"会给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绝不会像论者认为的"银贵钱贱"使"劳动人民实际要多交60%赋税"那样严重."钱贱"直接影响了士兵及铸钱工人的生活.     

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于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９０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引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其要害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其共同特征是跨学科性、批判性、以及策略性与诊断性     

媒体“话语”何以赋“权”——西方话语权研究综述

在国际传播中,媒体的“话语权”一直备受我国学者的重视.西方对话语权的探索,从最早的话语到话语权的研究,再到媒体话语权及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话语权不是政府或组织强行建立的强权,也不是媒体一厢情愿树立的特权,而是在交流中、在合作协商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对我国媒体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界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崭新的学术面貌 ,这为中国人文学术的知识创新提供了某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应看到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在处理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实践的关系时 ,依然存在机械照搬西方理论以宰割中国经验事实的倾向 ;没有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现实语境的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 ,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准确把握本土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适应于本土的研究范式时 ,存在着严重缺陷。这里刊发的一组笔谈 ,着重探讨了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的复杂关系     

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

文化人类学是关于文化的研究的学科,在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流派,每个学派都创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理论,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大致分为早期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当代文化理论发展阶段。对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各流派关于文化的研究作出比较完整的回溯和分析,描绘出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对于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试析鸦片战争前的中俄关系

由于中俄特殊的地理位置关系,两国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学者投注于国际关系的重要焦点之一。“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中俄关系也要从历史追溯起,笔者试从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时期内总结中国在此间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一些有历史渊源的问题作一些思考。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１５世纪末到１６世纪初,俄罗斯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它不断对外扩张领土,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封建殖民帝国,成了中国邻国中最强悍的一股势力。以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鸦片战争前的中俄关系。 一、…     

论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近代化。     

“五四”前后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创作的影响

“五四”前后,西方音乐大量传入中国。在西方音乐的影响下,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等音乐先驱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西方音乐特征,但它对促进中国音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音乐人的音乐理念和音乐行为。     

现代西方福利制度评析

现代西方福利制度在历史基础上,经过战后一系列的改革日趋完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但是由于其福利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终究难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西方福利制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的体现,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正验证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再议——兼评赵健伟《谎言下的鸦片战争》

历史真相不容歪曲。第一次鸦片战争不是林则徐用一系列谎言蒙骗了道光皇帝,并使道光皇帝谕令断绝一切中西贸易而引发的,而是英国侵略者为维护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拓展东方市场,并经过长期精心策划而发动的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翻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方面的一些直接参与者的日记、信函等史料发现,即便没有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举措,没有道光帝断绝中外贸易的决策,这场战争也会迟早爆发。林则徐不仅不应承担引发这场战争的责任,而且因其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壮举而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盗火的“恶魔”——论“五四”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

“五四”前后 ,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在西方文学的输入和译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现代意识与五四时代精神发生共鸣的结果。然而 ,创作实际情况却跟不上新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极大热情和期待视野。就诗歌而言 ,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现代主义的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唯独是它在创作上结出果实。本文认为 ,法国象征主义诗在译介中占主导地位 ,并最后在中国的新诗创作中结出果实 ,是因为它满足或遇合了当时“五四”新诗发展的某些内在文化需求和诗美期待视野 ,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感性特征与民族审美传统的某种内在“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