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之三种模式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许多翻译现象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中国在20世纪大致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模式操纵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甲午战争后中国兴起了文学翻译的浪潮,这种文学翻译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国家救亡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以及西方民主思想的涌动,文学翻译走进了知识分子的视野。又加上人们对国家救亡看法的改变,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步从政治小说转向言情小说的翻译。近代文学翻译反映了国家救亡方式的改变,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觉参加国家救亡的体现。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

《西洋文学》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一份纯文学翻译杂志,它在抗战时期文学翻译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容忽视。既往对《西洋文学》的研究大都聚焦于译介内容的介绍,而对杂志的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呈现出什么特点,它们如何受到"孤岛"政治与文学地理的影响,则缺乏必要的讨论。"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西洋文学》的译介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     

多元系统理论对“五四”前后翻译文学的解释力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而文学系统本身又处于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之内，且由于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在发生着变化，制约文学系统的这些因素对翻译文学具有同样的解释力。本文着眼于多元系统理论，重点论述了“五四”前后的中国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往中心过渡的过程，以及随之产生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变化。     

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以建国初期英美文学译介为例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指出翻译活动绝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反映着某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学翻译上同样实行亲苏的政策,在苏联英美文学选择倾向的巨大影响下,同时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当时我国译入语语境的青睐。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而文学系统本身又处于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之内,也在发生着变化,且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多元系统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我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采用的不同策略及其原因,并对未来我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     

归化异化，谁主沉浮——刍议我国文学翻译策略认知的发展状况

异化法扣归化法是文学翻译的两种策略,翻译研究从直译、意译到异化、归化完成了从方法到策略的飞跃。回顾我国近百年文学翻译史,不难看出归化翻译力求异质因子本土化,迎合政治要求;异化翻译则试图通过引入异域文化,促进本土文化更好地发展。虽然在我国异化派和归化派不断为成为主流文学翻译策略互相排斥,可是科学辩证法却强有力的证明翻译策略的制定并非一味地二选一,而是适度地兼而考虑,周全翻译。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苏曼殊翻译实践述评

苏曼殊是广东珠海人,也是中国近代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在诗文创作方面硕果累累;在文学翻译方面,包括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的、印度文学的译介,成绩斐然。通过深入了解其译作特点及翻译思想,可以发现,他确实是一位能与严复、林纾齐名的近代翻译大家。其翻译选材,经历了从表现功利性的政治文本到追求人性的艺术文本的转变,其翻译风格则着重表现在他善用旧体格律诗来表达译文。     

翻译文学视野下的朱译莎剧研究

朱生豪的莎剧译本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学与文化,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表达出对于莎剧的独特解读方式.本文从朱译莎剧的文学翻译转向翻译文学研究,把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把对于莎剧翻译的研究仅仅只关注朱生豪等译者在翻译中的语言转换技巧扩大到翻译文学和文化的层面,因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荷马史诗文本翻译的当代诠释

荷马史诗是西方翻译史上除了《圣经》以外,在所有文学作品中翻译最多最频繁的作品,通过拉丁文献和翻译文本得以传遍世界。文章对荷马史诗中西翻译史作一综合性比较研究,旨在探索其在文本化之后翻译所呈现的特点,以期突出荷马史诗翻译在世界翻译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翻译的启迪意义。     

胡适与郭沫若译诗比较研究——以《鲁拜集》中两首诗的汉译为例

胡适译<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四版第七首与第九十五首,曾引起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并将之与郭沫若的译文进行过对比.探索胡适与郭沫若译文间的差异,进而探讨胡适与郭沫若译诗的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翻译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翻译问题和论争问题,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明末清初汉籍西译及中学西传

明末清初时期汉籍外译的主要特点是西译的汉籍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译本的选择随意性强、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翻译形式多样化。西译的汉籍可分为古典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几类。此时传入西方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杨苡译《呼啸山庄》在中国的经典化研究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在基于其原作的价值的基础上受到译作、读者、译语国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需要对作品及其历史背景进行考查。文章拟分析杨苡译《呼啸山庄》与原作和译语国读者的对话与互动,并运用多元系统论描述其在权力因素操纵下的经典化历程,指出该译本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张力是其永葆经典风彩的根本动力,对其进行研究,对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复杂性的梳理具有借鉴意义。     

日本早期翻译儿童文学管窥

日本早期翻译儿童文学兴起于明治中期,大致有四种形态:1、对成人文学的改编;2、法国沙尔·贝洛、德国格林兄弟、丹麦安徒生等人作品的改编与翻译;3、以"御伽噺"的形式移植世界各国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4、以近代的长篇读物为主的创作型翻译作品.早期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固有名词的改译;2、用日文字母"假名"注释汉字;3、异国风物的日本化;4、文饰点缀;5、变更文体;6、省略与补充.本文还对岩谷小波等作家的译介活动作了评述,揭示了明治期翻译儿童文学的时代意义.     

1904-1924:《东方杂志》与外国文学译介简

针对《东方杂志》对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现状,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东方杂志》创刊20年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分析发现：该杂志对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且以作家为中心集中译介作家的作品,还特别关注对国别文学作品的译介,同时还译介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翻译对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意义——艾·辛格的意第绪语翻译的研究

本文在对犹太裔美国作家艾·辛格的文学作品研究后发现,其所有作品都是由意第绪语翻译至英语,继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与中国文学的对比下得出结论,翻译对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翻译事业。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