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元看海合会国家金融货币一体化趋势

本文从评析最优货币区理论和不可能三角理论入手,通过对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实践的研究,分析了海合会国家金融货币一体化的趋势,指出现阶段成员国只有通过紧密合作、协调各方矛盾才能为提升海合会国家金融货币一体化水平创造前提条件.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形式日益多元,同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双方进一步开展金融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金融合作深度有限,具体表现为金融合作规模增长缓慢,互设金融机构数量不足,合作水平参差不齐、层次不高,平台作用不足等问题。本文从政治环境、金融体系、文化认同等方面分析影响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从政治评估、战略对接、货币结算、文化认同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中国与海合会国家金融合作水平的应对策略。     

FTA建设下中国与海合会经贸关系研究

海合会国家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地区,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与海合会经贸关系的发展现状及中海FTA建设的主要障碍。2001~2013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双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5倍,中国成为海合会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沙特、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贸易伙伴。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直接投资增长快,但规模较小,海合会对中国的投资集中于石化和金融领域,海合会国家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重要市场。中国与海合会已经举行了五轮FTA谈判,中国应抓住此次国际油价暴跌的机会,加大从海合会进口原油的力度和规模,加快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借助建立中海自贸区消除石油贸易的"亚洲升水"问题,推动我国与海合会国家的"1+2+3"经贸合作格局的形成。     

海合会应对中东剧变的措施及其影响

2010年中东剧变中海合会国家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各国采取措施应对,使海合会势力不断上升,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和逊尼派国家加强合作、应对地区变局的重要平台。剧变中各国探索转型期间政治改革,巩固了政权,加速现代化进程,使海合会代加强了地区影响;各国进行经济改革,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自贸区建设。但改革不会一蹴而就,石油市场仍是影响海合会成员国经济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革命成功与否海合会都将在阿拉伯政治中发挥强大有效的作用,在发生剧变的国家重建中承担新责任。     

中东剧变与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

面对中东剧变的冲击,海合会在联合维护成员国政权稳定的同时,对内深化合作,对外趁势扩员,拓展地区影响。海合会在坚持内部深化策略的同时首次选择扩员,其根源在于海合会国家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知,对维护国内政治制度安全稳定的偏好在其区域经济合作中始终发挥着幕后主导作用。海合会内部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向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扩展深化,并逐步从消极一体化向积极一体化迈进,同时政治安全因素在海合会经济合作中的幕后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沙特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愈加突出。中东剧变使海合会在中东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其引领中东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也进一步加大。     

成员偏好对海合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成员偏好是影响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变量之一。根据行为目的的不同,成员偏好类型可以分为风险规避型和效益优先型。不同的偏好类型对制度演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海合会的历史上,风险规避与效益优先构成了影响一体化的矛盾关系。基于风险规避的偏好,海合会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排他性,对组织规模的扩大极为审慎,而基于效益优先的偏好,海合会在经济一体化程度上不断向纵深发展。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经贸关系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长期维持着以制成品换原油的格局,近年自海合会国家的非油气商品进口迅速增长,其中主要是石化产品。海合会国家石化产品将冲击中国市场,国内有关石化企业应积极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非油气进口商品的增长将加剧中方逆差,可以扩大服务贸易等方式平衡双边贸易。中国在海合会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正向大型化发展,但原有廉价劳务优势在逐步减弱,应尽早实施属地化经营。海合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海自贸区谈判不宜久拖不决。     

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美国插手海湾事务,客观上使海湾各种力量重新趋于平衡。美国主导海湾防务,必然会按照美国意志行事,以使海合会国家的安全利益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这与海合会国家寻求美国庇护的初衷产生了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越发凸显,海合会国家的不安全感也越发强烈。虽然这些问题目前不会阻碍双方安全合作的进程,但会影响双方全面合作的深度。     

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

美国插手海湾事务,客观上使海湾各种力量重新趋于平衡。美国主导海湾防务,必然会按照美国意志行事,以使海合会国家的安全利益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这与海合会国家寻求美国庇护的初衷产生了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越发凸显,海合会国家的不安全感也越发强烈。虽然这些问题目前不会阻碍双方安全合作的进程,但会影响双方全面合作的深度。     

海湾经济一体化及其成果与问题

自1981年5月海合会成立以来，经20多年的努力，在经济集团化，一体化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取得很大成果。但也面临不少问题，要达到预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试论中国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合作

海湾地区是世界最大能源基地之一,从战略和经济安全等方面与海湾六国进行长期合作,将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海湾各国虽有充裕的资金、大量的待合作项目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技术、装备、材料和人才奇缺。因此,中国企业进入海湾六国市场从宏观和微观上都有着重要现实意义。随着中国与海湾经贸合作新局面的逐步形成,中国企业将面临着如何更好地与海湾六国进行有效合作的严峻考验,为此,本文将提出几条建议。     

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

对于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思考,要建立在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双方关系既涉及到世界大国的因素,也涉及到与阿拉伯国家相邻的非阿拉伯国家的因素。对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发展的研究,是分析上述因素及其影响,并进而思考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是由中国的外交战略、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以及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利益等因素综合决定的。通过研究1958年以来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中阿关系和推动"中阿合作论坛"的建设工作。     

中国在中东的风险分析:以海湾地区为例

极具地缘战略价值的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是中国"大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中东存在政治、经济、贸易、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利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中国获取中东利益时面临外部较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纷争四起、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中国需要具备强烈的风险意识,对其认知必须充分,分析必须深入,规避务必得当,以期把预期风险化解到最小,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自己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利益最大化。     

也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关系探究

也门与阿拉伯海湾国家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它们拥有相同的地域环境、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相似的历史命运。自20世纪发掘石油以来,海湾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也门也得到这些国家的财政援助。两伊战争爆发后,海湾六国为寻求安全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海湾战争期间,也门与海湾国家关系恶化。经过多年努力,双方又恢复了友好关系,经贸交流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也门还积极申请加入该委员会,并且被接纳为其下属部分机构成员。也门最终能否成为其第七成员国而融入海湾大家庭,值得我们关注。     

试论海湾六国货币统一的现实意义

目前，安全问题和经济模式单一问题直接威胁到了海湾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六国政府所面临的首要难题。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货币统一将扩大海湾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对海湾六国解决安全问题有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同时，海湾六国统一货币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将促进海湾六国经济多元化发展。     

中国与海湾六国的工程承包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经营的国际环境进行深入研究,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海湾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场,也是中国国际工程承包的重点地区。然而,海湾六国工程承包市场准入壁垒较高,不利于中国企业发挥后发优势。本文对中国与海湾六国工程承包合作研究主要论及市场准入壁垒、地缘安全环境、跨文化交际等问题,并据此利用SWOT分析模型对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到海湾六国经营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Emigration dynamics in the Arab region. IOM / UNFPA workshop, 7-8 October 1996, Geneva,Switzerland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our research monographs on emigration that were presented at the December 1995 Regional Workshop in the Arab Region. The workshop was an exchange of views and discussion of policy implications of emigration. Monographs were presented by Dr. Mayar Farrag on emigration in Egypt, Professor Nadji Safir on migration in the Maghreb, Dr. Setenay Shami on emigration dynamics in Jordan, and Dr. Lynn Evans on behalf of Dr. Ivy Papps on migration in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countries. Dr. Farrag identified three periods of migration. During the mid-1960s to the mid-1970s, migrants were officially encouraged by Egypt to fill education positions. During the 1970s, many migrants left for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on a temporary basis. Since the mid-1980s, the influences on Egyptian migration have been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oil prices in the Gulf states, the completion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most Gulf state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foreign labor with nationals. Dr. Farrag recommended improving the migrants' skills in English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aintain a dominant flow of temporary migrants to the Gulf region. Professor Safir reported that persons from the Maghreb region (Tunisia, Algeria, and Morocco) migrated to France before independence and subsequently to West Germany and the Benelux countries. Algeria had the highest migration potential, and Morocco had the highest migration. Morocco had established networks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and high unemployment. Maghreb countries are receiving migrants from the south. Professor Safir recommended regional integration. Dr. Shami separated step migration from stepwise migration, which complicates push-pull theories. Dr. Papps argued that use of foreign labor may not be the best op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that sending countries should be more aware of skill needs in GCC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