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晋国铸刑鼎反思

公元前513年,晋国铸成刑鼎,将宪法成文化,孔子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孔子谈到了晋国历史上的四种法：唐叔之法、文公之法、范宣子之刑和铸刑鼎。前三种法为不成文法,最后一种法为成文法。从唐叔之法走向范宣子刑书,晋国从内容上抛弃了传统的礼法,走上了刑法治国的道路;而从范宣子刑书到铸刑鼎,晋国则进一步从形式上抛弃了传统的不成文法,开启了成文宪法治国之路。梳理这一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转变的过程,分别其间的得失,是实现今日良好法治的必修课题。     

浅析成文法背景下法律原则的适用

由于人们认识或立法技术的不足,成文法总是存在规则的漏洞,法律原则是克服成文法这一局限的工具。在成文法的背景下,法律原则的适用要满足二个条件,一是事实条件,即个案裁判事实存在规则漏洞;二是推理条件,即法官必须经由一个说理性的"更强理由"的论证过程,来解释为何某条法律原则可以作为个案裁判的依据。法律原则的适用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法律不确定性的思想渊源

一本世纪语言分析哲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兴起和以此为基础的五、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整个人文学科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法律的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提出了法律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命题，它对法律的概念、内容、范围，法律制度结构，法治的内容与意义及其与人治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回答，这对各国的法制，特别是成文法国家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也是一成文法国家，而且法制建设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对法律基本性质及其与哲学思想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法律和法制，从而…     

重视对晋国历史及晋国文化的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新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举凡有关先晋史事,晋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史学研究成果.晋国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及其对后世影响.有关晋国史材料收集、整理、考证等内容,均可涉笔,欢迎广大作者踊跃赐稿.     

“唐宋派”文法论的三个层面

唐宋派是作为李何七子的反对派出现的，然而，他们在恢复文道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对文法的轻视。相反，在文法探索上他们也获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唐宋派文法论包括三个层面，即文辞层、神理层与本色层。这样的文法论既讲文法，又没有停留在形而下的篇法、句法、字法层面，它们通过神理层与本色层直接与道相通。证明了重道未必要轻法，重法仍然可以合道。后来的公安性灵说与桐城派义法说对他们的文法论多有承继。     

古曲沃地域考析

许多专家沿用汉末学者观点,认为今山西闻喜乃古曲沃。但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史籍人文地理资料分析,在晋国早期就出现的古曲沃应在晋国始封地内,即只能位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地,而闻喜并不在晋始封地之内。     

考证索隐 探骊得珠——评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可谓是近年来研究春秋宗族史、政治史的力作,该书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国红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晋卿赵氏研究》的基础上扩充、润色而成,它的出版丰富了春秋政治、宗族史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文学研究中的图文互文法

文化、文学、文字和图像四者的亲缘性和互动性为图文互文法提供了理论支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图志》、《京派海派综论》 (图志本 )等实践证实了图文互文法进行文学研究的可行性。其得失也让人从中窥见用图文互文法研究文学的优势和可能遭遇的困难。图文互文法使研究逼近文学本原 ,拓展文学研究主体的视域和文学研究客体的维度 ,给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试论晋国政治的“尚公”特征

十多年前,曾撰文论述晋国是法家的发祥地,提出晋国政治有“尚法”、“尚贤”等特征。近年来,我对晋国政治特征又有新的认识。本文拟就晋国政治“尚公”特点谈一点意见,希治晋国史诸同志批评、指正。春秋,是诸侯国多事时期,侯国内外政治斗争频繁,作为“五霸”之一的晋国,更不例外。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晋国政治人物表现出一种“尚公”的行为。这种行为,表现得相当突出而广泛,大致可概括为四点。     

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

《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刊载林鹏同志的《晋作爰田考略》一文认为,晋国作爰田是“取消公田”而赏给了国人,因此使晋国的土地制度由原来的“八夫一井变为九夫一井”;使晋国的削剥方式“由古助法(籍)变成了新助法,即由在公田中服劳役变成交纳谷物,名曰什一之税。”从而在奴隶组织,行政区划,百官食禄、以及在晋国的对外政策中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所以,晋作爰田“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界限,我们就把它叫做划时代的变革也不为过。”既然问题被提到这样的高度,那么这个颇带标志性的     

考证索隐探骊得珠——评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可谓是近年来研究春秋宗族史、政治史的力作,该书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国红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晋卿赵氏研究>的基础上扩充、润色而成,它的出版丰富了春秋政治、宗族史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文法学科定名未能统一的缘由和谋求统一的途径

文法学科定名的讨论包括三个方面:有没有统一?要不要统一?以及如何统一?文法学科的名称,至今尚未统一,这是客观事实。需要而且必须统一,这是共同要求。问题的焦点在乎如何统一?用“文法”来统一好呢?还是用“语法”统一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约略从事调查研究,探索文法学科定名未能统一的缘由和谋求统一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科学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只有从事实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我们面前明明摆着这样的事实,即:“文法”一     

从家庭纠纷之讼看清前期地方官的司法审判——以《牧爱堂》相关案例的考察为例

司法审判是清代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职能,其判决依据是多方面的,通常主要为国家成文法即大清律例,以及儒家传统思想、民间习俗和民众的习惯、人情等,即概之为法、理、情。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各项依据所占比例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赵吉士《牧爱堂》中家庭纠纷案件的分析,发现地方官吏在案件判决时,以国家成文法为依据,先判断其是非对错,在此基础上,参考情理原则和民事习惯,以达到情理法的平衡,从而在司法审判上尽力做到公平。     

晋国都七都六迁始末——兼谈古晋都故绛在今襄汾

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周成王封叔虞为唐侯时起,至公元前316年韩、赵、魏三分晋国止,前后历时八百年左右.因而,古晋国的历史,在山西的历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我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份.古晋国历史悠久,疆域变化很大,国都也随着几经迁徙,因此,探讨古晋国国都的变迁史,对研究古晋国史,对研究山西历史和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的渊源

中山与赵,战国时互为仇敌,史有明载,故论者颇多;然而在春秋时期也曾有过密切交往,因记载杂乱,述者甚少。有鉴于此,笔者试时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之间的渊源做一探寻,谬误之处,望知者指正。 一、晋国狐氏——春秋中山的判定 长期以来,受杜预《春秋左传注》的影响,不少学者在谈论中山与鲜虞的关系时,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中山即鲜虞在战国的延续、鲜虞即中山在春秋时的发端。并因此形成了中山没有春秋史     

成文法的局限及其法律价值选择

成文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这些局限性是以语言作为成文法载体而产生的内在的无法靠自身力量完全克服的法律障碍。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根源在于法律承载着人的多元的价值追求。多元法律价值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成文法的局限与这种冲突直接相关。     

"楚材晋用"与晋国新田的人才环境

“楚材晋用”，有时又称“班荆道故”，典出《左传·襄公２６年》春秋楚大夫伍举与蔡大夫声子的一段对话。所谓“班”即为铺设，“荆”是荆条，即仓促之间，铺设荆条，席地而坐，边吃边聊。因为这次谈话涉及楚国人才为晋所用的事情，所以人们又把“楚材晋用”称为“班荆道故”。在二人对话中，声子提及的“杞、梓、皮革”是楚国的特产，却源源不断地被晋国收购。晋楚争霸中，晋国用从楚国收购来的“杞、梓、皮革”来壮大本国，打击楚国。特别是其中的“鲛函”，即上等的铠甲，极大地增强了晋军的战斗力。因而声子用上述三种楚国资源为晋国所…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爰田”非即“援田”

《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都载有春秋时期晋国“作爰田”之事（《国语》作“作辕田”）。历来对“作爰田”的释义异解纷纭,迄无定说。近时有屈友贤先生《“作爰田”注释新探》（载《学术研究》１９９７．８）,结论为：“作爰田”即“作援田”,是晋国开始...     

近年来若干语文工作者排斥“文法”改称“语法”的调查研究

陈望道、吴文祺、邓明以等三位同志提出文法学科以“文法”为定名的主张以后,引起了语文学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几个月来上海语文学会组织了多次的讨论。在讨论会上双方就关于文法学科定名的一系列问题,如文法学科定名有没有统一?要不要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前一时期的讨论颇为顺利,澄清了不少模糊认识,也解决了不少基本问题。但是后来文法讨论却为反复称述一种事实的方法所阻塞。因为有些主张用“语法”的人反复称述近年来部分语文工作者突然多用“语法”的事实,特别是王力、吕叔湘等人原来都用“文法”的也都改用“语法”了的事实,把那事实尽力铺张,说成可以作为已经约定俗成的证据,不管主张采用“文法”的人说什么,说过去是“文法”占优势,还是说现在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各界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