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陈师道的诗歌艺术

<正> 对陈师道诗歌的艺术成就,历来褒贬纷纭,揄扬者推他为宋诗之冠。“予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师道无己’。” (《冷斋夜话》卷二)陆游说:“陈无己诗妙天下。” (《渭南文集》卷二八)清代有人说他是“北宋巨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排击者则痛下贬辞。王夫之说他“刻意冥搜,止堕(?)盐窠臼”(《夕堂永日绪论》),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也谈《西游记》的主题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看法,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因此,互为商榷就是必要的。近来有人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反动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是“用艺术的形式献给封建统治者的一份‘陈情表’和‘劝谏书’,并将长期活在人们心目中,流行在人们口头上的神话英雄孙悟空斥之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正月”读音“征月”是不是秦代避讳所致?历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看法,但语焉不详。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则认为不是由秦讳而改音。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诞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关于这条记载,陈垣先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他在《史讳举例》     

试述欧阳修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

被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北宋文坛杰出的领袖,他诗词文赋无一不能。尤其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开了有宋一代文风。正由于文名太盛的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笔者不揣冒昧,撰写此文,试从这个角度谈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著名的文献收藏家 欧阳修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收藏图书与前世遗文,直至晚年仍然迷醉于此。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曾说过:“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虽异物奇玩不甚爱惜,独好收蓄古文图书”。欧阳修自己曾形像地描写了他对书的痴迷态度:“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欧阳修     

鲁迅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运动之一瞥

一、“‘都带’，而非‘只有’”警句的遭遇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审察人。把握人和表现人，这是鲁迅所坚持的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然而，我们若要全面、准确地了解、认识鲁迅对什么是文学中的“人”的意见和看法，除了应牢牢盯住他所认定的“人”具有阶级属性的许多话语之外，万万不能忽视，他还有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①（着重点为引者所加）‘都带’而非‘只有”’，说得多么好啊！这寥寥六个字，不仅充分体…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民主政治制度探源

<正>列宁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提醒人们“特别值得注意”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他说:“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近来,学习《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读到这段教导时,不仅使我想起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而且还想到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定”。这种联想促进我在繁忙之中去研究原始社会的首领或者说“原始民主制度”这个古老的话题。     

痛，并快乐着

王国维曾以治学三境界来表达自己对治学的感悟:“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他所感悟到的“成大学问者”之三境界。我既不是“成大学问者”,况当今治学之景,与王国维之时,相差何其之大乃尔!故自然不敢言说“治学”之“境界”,而只想借用一句“痛,并快乐着”的时语来表达我20年来沉浮于“学海”对“做学问”的一点感悟。何谓做学问之痛?何谓做…     

一篇值得赞颂的“怪”文章——读《野茫茫》有感

<正> 一九六一年,杨朔从锡兰回国后,曾对其弟杨玉玮说:“我要写一篇‘怪’文章。”在写作期间,他与友人通电话时,也曾说过:“我正在写‘怪’文章。”而后,一篇值得称赞的“怪”文章——《野茫茫》与读者见面了。(引文见杨玉玮同志与笔者的通信)。我认为,这篇散文首先“怪”在它与常见游记体散文的写法迥然不同。游记这种文体在     

應該全面正確地評价司馬遷的思想

在司马迁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肯定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进步的,反映了全民的意愿,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如有人说:“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神秘思想”。有人则说:“《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     

必须矫正“金刚怒目”式的鲁迅形象

鲁迅曾经感叹于某些人研究问题的片面性,说他们往往喜欢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鲁迅认为,倘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某个作家,是很容易把他的脸孔画歪的。就拿陶渊明来说罢,他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在鲁迅精神中,除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以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这     

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已满三十周年。经过三十年的过程,回头再看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历史意义。中山先生一生在发展与前进中,他没有停留在固有的阶段,他的思想和活动不是在退步,而是在进步,他不是惧怕将来,而是相信将来。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动,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涂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最相近的一点是俄国的民粹派不相信社会发展规律,“照他们的意见,历史不是阶级所创造,不是阶级斗争所创造,而只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雄’所创造的;群众、‘群氓’、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这种‘英雄’走的。”无容讳言,中山先生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看法,他是一个主张“知难行易”的人,他强调“知”,他说“知”是创造世界的,但不能每人全能     

构筑中西交流的学术桥梁——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

学术大师季羡林已经度过95岁的生日,正在迈向他的期颐之年。经常接触季羡林的人,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他既有学术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胡适曾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香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他(季羡林)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张中行也曾说过:“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