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天人合一”批判——“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生态价值分析

消费主义文化是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体现了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安顿自我身心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丰富的身心安顿之道,能够有效地淡化或消解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倡导回归自然,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在山水、田园中安顿心灵的有效途径。这是一种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具有可持续性的消费方式,它通过回归山水、田园,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依赖。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们的外在事功追求与自我德性完善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给了人们在工作及自我修养中发现人生意义的智慧。在今天,二者的结合,有助于克服消费主义文化产生的根源———劳动及消费的异化。     

孔子德性幸福观的缺失

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对宗法制的继承和发展.建立"大同"社会是孔子的理想,他的言行目的只指向这一目标,加上春秋时家庭关系的演变,儒家对个体家庭并不看重.孔子的幸福观可以分为纯粹德幸福、抽象德性幸福和现实德性幸福三种.但这种德性幸福感是针对理想而言的,它连最起码的亲情都不看重,不足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道德底气：儒家德性精神论

现代儒家德性论的视域中,“浩然之气”意味着一种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又具体呈现为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儒家的志气涵盖从普通人到圣贤的理想,义气则是儒家价值观的鲜明体现,和气的意蕴指向普遍和谐的观念,勇气则展现出儒家道德的精神力量,正气的内涵则不仅关乎个体身心秩序,也涉及群体社会秩序。对于增强当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而言,儒家德性精神——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依然可以提供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滋养。     

人伦之“分”与人的存在方式——先秦儒家人性理论新解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分"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儒家人性理论中,先秦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其一,"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分"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其二,"分"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之解释,儒家认为,只有"分"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也才能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其三,"分"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安顿.对人伦之"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先秦儒家人性理论.     

儒道墨人的关怀比较

本文认为,道家以个体身心的自然一体为关怀重心,墨家以生存、功利凸显其群体关怀,儒家则本仁心善性,由己及人,从而以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为祈向。三家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是非之争,归结为以孟、庄为代表的儒道两家。宋以后,随着援道入儒的深入,儒家也进一步道家化,故在其“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物同体”境界充分显扬的同时,其群体关怀与群体精神却日益萎缩。时至今日,这一缺失仍是我们现代人文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道德个体与契约个体——中西思想比较视阈中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中西思想如何看待"个体",是当前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话题的一个有内涵的切入点;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是关系式"道德个体",而西方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则可概之为原子式"契约个体".儒家道德关系所建构的个体,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置于关系构架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源于古希腊的原子主义传统的个体,则如单个的原子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位,能够发挥其独立自主的功能.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西方原子式契约个体则立基干人性的负面价值,其所对应的路径为"契约"方式,其目标取向则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正义平等.马克思自由观既立基于个体发展这一出发点,又将价值取向置于集体主义的、整体境界的终极目标;这和中国儒家的理念及思路有相合之处.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启示的理想境界.     

儒家人文精神与快乐境界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民族服饰与民族人文精神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由礼而仁而艺:孔子人文思想的逻辑展开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儒道互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

张立文认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广泛吸收了本土和外来各民族服饰的特点,在大化流行、融突互补中不断化生新的服饰,使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文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独特魅力,形成了唯变所适性、等级制度性、多样并蓄性、民族人文性等鲜明特征。其中,有的需要放弃,有的需要淡化,有的需要改革,有的需要继承,曩终目的则是为了创造新的服饰文化。宋志明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并立的两大学说,儒家重道德、求进取、讲现实的特色,同道家尊自然、重生命、求自由的特色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向世陵认为,"人文精神"的概念十分宽泛,含摄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对快乐的追求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的理想境界。既有目的层面的与天命流行合一的精神快乐,也有作为手段的人生抱负(包括政治抱负)的实现,而对精神自由和尽善尽芙境界的期盼,则成为从内在化方面推动人前进的动力。罗安宪认为,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种对策：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堆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和"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家园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孔子思想的这一种理论价值,时至今天仍很有意义。     

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的初步确立及其当代启示——以郭店楚简儒家简为中心

形成于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儒家简提出"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义、礼、智)"的个体道德建构范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认为道德有两条建构路径的理论.郭店儒简立足于人,内以情感为"由中出者"的情感道德的建构依据,外以人伦为"由外入者"的理性道德的建构依据.这种基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建构个体道德的范式,既充分考虑到了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体生活的秩序需要,使个人生命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达到最佳状态.郭店儒简确立了儒家个体道德建构范式,使儒家道德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从而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信仰、践行、追求.郭店儒简个体道德建构论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石及其影响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并将其上升为官方哲学,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家价值体系由先秦向封建正统的转向。由董仲舒主要思想奠基并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旨在强调以皇权为核心的整体利益的至上性。他对整体利益的强化,使整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正统儒家的价值定势,构成了儒家价值体系的核心。整体主义作为处理个体和群体关系的价值主张,在维护传统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个体的意志和人格独立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

人既是个体(自我)又是类(群体),自我与群体如何适当定位,是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作为人伦的关注者,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对群己关系作了原则的阐释。尽管儒家并不否定个体,但就总体而言,群体的认同无疑压倒了自我的确认,这种群体原则在尔后的正统化儒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中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至明清之际,与历史的剧烈变迁相应,传统的群己之辩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后者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伪中庸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意志及个体价值重塑

中庸文化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然而在其流传过程中却异化出伪中庸文化并对国人思想及行为方式产生误导。文章将以心理学的视角,运用组织行为学关于权威影响、个体认知、群体意识、群体规范、群体压力、从众及其克服及个体独立性建设等理论,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对伪中庸文化背景下群体意志进行探讨,并提出通过个体价值重塑减弱甚至消除伪中庸文化的影响的方法。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创造性地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儒家思想的动态特征,在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的理解之上,揭示“道”、“仁”、“和”的动态化内涵。其次,它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能脱离关系与环境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并且协调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然而,如何处理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的道德良心与自律如何在群体关系中得以保持而不受侵害,是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当继续思考的问题。     

从群体原则到整体主义——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群己观探析

群己关系是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体系都环绕着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儒家学派基于对合群性意义的认识及对群体秩序的关注 ,更多地强调了群体原则。汉代以后 ,随着儒学被体制化 ,特别是发展到宋明理学 ,先秦儒家的群体原则已被引向了整体主义 ,这种整体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个体对群体特别是作为群体秩序代表的专制君主的服从 ,贬斥和抹煞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整体主义的兴盛与流行 ,导致和强化了中国人的人格依附性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被拉长 ,中国文化迟迟不能进入近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虚无与救赎——儒家诗学的时间省思

在儒家的文化理念中,时间不仅是生生不息、日新富有的大化绵延,同时也是生命衰朽并导向虚无的直接根由.儒家主要是通过世代血脉的延续、文化精神的传承等方式来超越时间的.世代延续绝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体现,它还具有更为深层的存在论意义,其目的就在于对抗时间迁逝的虚无.这种血脉延续已经超出了那种昼夜更替、四时循环的"度日"时间,而成为一种"世代生成"的时间.儒家的立言传统讲求"述而不作",其时间性在于,"述"以回忆和重新阐释的方式完成了文化命脉的延续与传递,"述而不作"显示了儒家的襟怀与姿态,它要求将个体的生命时间完全的楔入历史时间,与时间进行面对面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