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元培的传记写作

蔡元培并不是一位以写作传记而闻名的文学家,但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在接受启蒙教育和“自由”读书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良好的传记写作素养,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记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政治革命、教育革新等活动的展开,他更是积极写作各种人物传记,其中的革命家传和亲友传最具特色.晚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用年谱体写作自传.尽管蔡元培的志向并不在传记写作及研究上,此外亦无十分深刻的传记理论见解和非常自觉的现代传记文体意识,但对中国传记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论巴金传记的写作以及重写

巴金传记写作不仅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而且有不少创作者对其进行了重写,通过对他们初写和重写的巴金传记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文学界对巴金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且可以感受到20年来传记写作观念、写作理论、写作水平的发展进程。     

《古代传记真实论》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俞樟华教授等撰写的《古代传记真实论》一书,于2013年8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为第一部专门研究传记真实问题的著作。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论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的差异——兼评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历史地考察,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辨析。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社会伴随着对＂个人＂发现,传记写作与理论认识发生变化,出现以书写＂个人神话＂为主旨的现代传记,而与历史本位、道德教化的古代传记不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传记自然属于史学范畴,而书写＂个体生命过程及价值＂的现代传记则类同于文学。     

古代肖像画与传记文体

在古人观念认知和应用实践中,传记文体与肖像画存在明确的联系。以容貌观念作为知识背景,记录人物的传记文体与肖像画之间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图文互生、相互阐释关系。人物容貌不仅被肖像画直观表现,也是相关传状、颂赞、碑志等传记文体类别书写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容貌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使得肖像画与传记文体的内涵和功能产生一定重合。在具体文化观念或者礼仪运作之中,肖像画不仅介入传记文体形态的发展演变,其自身也受到传记文体所承载的观念和规律的深刻影响。     

试论写作主体的写作目的意识

写作目的,是指作者通过写作活动要实现的文章的社会价值;写作主体的写作目的意识,是指在写作过程中写作目的在作者头脑中的自觉反映。写作目的是写作活动的“指挥机构”,写作目的意识通过主题意识,指导和调控各写作环节,各写作环节通过为主题服务,来实现为写作目的服务。读者意识是写作目的意识的组成部分。      

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古代传记理论研究之一

墓志铭是古代传记中的一种,作品数量琳琅满目,不可胜计,但是对墓志铭写作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贫乏。宋代欧阳修和曾巩不仅是擅长墓志铭写作的古文家,而且对墓志铭理论也有专门论述。他们反对“谀墓”之作,强调墓志铭写作要真实可信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作为传主的张爱玲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众多传记作者的聚焦点。迄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传近七十部。从学理角度考察,这些传记已初具研究对象的独立、驳杂与丰富性。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对传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普范性,对传记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小说式传记与纪实性传记比较论

（一）从近年来的传记文学和传记评论趋势中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传记文学创作就整体而言越来越向小说倾斜。里昂·埃德尔鼓励传记作者“在不编造事实的前提下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1）而大卫·热尔韦则竭力主张传记作者去创造“某种直观真理并大胆尝试那种将来仍就不受主观想象所束缚的罗曼可（romancee）。”（2）然而在小说家的事实虚构和传记家的事实想象性运用方面如何划出界线？应该怎样把传记家的直觉从小说的真实性想象和纯文学性主观想象中区别开来？即便是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保罗·默里·肯德尔提出的传记分类学也未能清晰…     

论柳宗元的传记散文

我国传记散文,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如《左传》、《国策》中都有一部分作品记录人物在社会上或政治场合中的言行。但是,正式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当首推汉代的《史记》。从司马迁开始就正式用“传记”这形式来为人作传,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刻划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形象。此后,这种传记散文不断地发展着,到了唐代的柳宗元,又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过去的传记,都是些对上层社会人物的歌功颂德之作。汉代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列     

古代写作论“活法”说研究

古人论文,从先秦的“言有序”(《周易·艮》),历代以降,直至清末林舒的“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春觉斋论文》),都是肯定为文有法的。但是,古代文章家们同时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为文之事虽然有法,却并非象工匠艺人制作金石土木器物那样简单,授之以法便可为之。制作金石土木器物讲求貌似形同,而论文叙笔则追求标新立异。文章唯其殊异,才能存留于天地之间,流传于后世百代。历史上那些流芳千古的佳作至文,无不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放射出自己奇异的光芒。它们无法用律定的法度加以规范,也难于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度,即使从中抽象出某些法的条文来运用于写作实践,写出来的文章也往往并非是佳作至文。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历代文章家发表过种种见解。有人说,写文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和批评要求

通过对上海鹿鸣书店在售情况和被称为传记文学的三种期刊栏目的分析,从具体的调查和资料出发,讨论当前传记作品的市场情况和写作形态,辨析传记作品的史学特性,提出实、真、奇、伟的当代传记写作的学理批评要求。     

论立法目的

本文指出,立法是人们的一项有自觉目的的活动,立法目的始终贯穿在立法过程中,成为立法的起点和归宿。有鉴于此,作者扼要叙述了立法目的的意义、立法目的的渊源、立法目的结构层次和立法目的的表述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论洋务运动的目的

为着“批判剥削阶级”,长对间里,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认定,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据此,每当提及,很少有人不将其斥之为“反动”的。洋务运动的目的果真如此吗?近年来,不少论者就此提出了质疑。固有的观念毕竟难以束缚历史研究的前进步伐,“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这种新的见解终于向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科学沦争的杠杆必将使学术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论活动目的与目的活动的关系

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人的自觉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重要标志。对人来说,目的总是活动目的,活动总是目的活动。活动目的与目的活动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古代杂体传记及其史料价值浅识

杂体传记的表述形式主要有自传、他传、碑铭、年谱、学案等多种类型。其史料价值是：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详或缺漏；可以从不同人物的生平经历中了解到当时的各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