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东江、琼崖、珠江、韩江和南路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在祖国的南疆树起了一面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抗击着华南地区百分之六十的日军,“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配合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对日作战,抢救了大批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澳门与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通向海洋的沿海各省市对于促进改革和丰富中华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位于珠江口西部的澳门,400多年来作为华南地区特殊的通商口岸和中国最早的经济、文化特区,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在推进海洋文化方面,做出了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澳门博彩业探源

澳门博彩(即赌博)作为一个经济行业在1847年产生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可以说,它是澳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产物.1872年香港禁赌和1875年广东禁赌,使澳门赌业得以勃兴.1874年澳门“禁止华工出洋”和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澳葡当局更把赌业当作支撑财政的唯一救命稻草.20世纪30年代,澳门赌业实行专利经营.60年代初澳门赌业完全合法化并开始与旅游结合.1982年澳门通过并颁布了新的博彩法,规范博彩业的法律制度日渐完善.90年代,旅游博彩业已发展成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产业.     

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16-19世纪华洋交往中的小人物

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澳门在近代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块特殊的“飞地”,清朝政府从未放弃澳门主权,葡萄牙政府对澳门进行局部的、有限的管治.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给世界各国的冒险家提供了大大小小的生存机会.以船民、通事、工匠、仆人为代表的历史小人物,利用澳门这个舞台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依靠日益繁盛的中外贸易谋生,熟练掌握和传播西洋文明的知识,甚至得到出洋的机会.这类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往往比读书人更具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更早走出中国和开眼看世界,对澳门乃至中国历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浅析抗战后华南缉私制度(1945-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民政府针对华南地区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 从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缉私合作法令、缉后工作规定、奖惩制度等方面加强了制度建设, 在华南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缉私制度, 推动了我国缉私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但在各种因素制约下, 这一套缉私制度并未能发挥较大的成效.     

澳门土生葡人的饮食文化

土生葡人是澳门一个独特的人们群体。此文对澳门土生葡人的饮食文化进行讨论。文章讨论了澳门土生葡人饮食文化的起源、演变和现状。指出，从家居饮食看，土生菜在澳门土生葡人饮食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在饮食业中，由传统土生菜发展而来的澳门菜或称澳门式葡餐蓬勃发展，它不仅是土生葡人物质文化的代表，是土生葡人对澳门、中国乃至世界饮食文化的杰出贡献，也是土生葡人与华人等文化互动的结果，是澳门各族群宝贵的文化遗产。     

澳门问题的产生及解决

鸦片战争前，澳门是在中国管辖之下由葡萄牙人经营的一块特殊的地方。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对澳门的治权，但始终拥有对澳门的主权。从２０ 世纪初开始，中国人民为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最终以“一国两制”方式圆满解决了澳门问题。     

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成效分析

澳门博彩业是澳门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澳门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澳门繁荣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澳门作为一个世界性赌城,离全球一流赌城的水平和质量还有不少差距,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赌业竞争,澳门赌城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改革开放。     

葡人得寸进尺盘踞澳门

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贸易和上岸暂住后,趁机大兴土木,逐渐用砖瓦建筑固定房屋居住,数十年间,聚落成村。从1557年至1564年,葡萄牙人就在澳门建造了近千座房屋,使其变为初具规模的港口小城,也使其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他们建造房屋事先未经中国政府认可,但因当时时局比较混乱,广东官吏对他们无暇顾及,再加上他们向中国官员不断行贿,所以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实际上得到了广东官府的默许。 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但腐败的明政府仍对葡萄牙采取纵容态度,其后清政府也基本遵循了这种政策。于是,葡萄牙人在澳门逐步获得了以下三种权利: 一是居留权。允许葡萄牙人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正面战场

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还需要了解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这样,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实,认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广东抗战是全国抗战的一个方面,我国史学界对广东的敌后战场进行过研究,而对广东正面战场的研究则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本文试图对广东正面战场作初步的述评。     

论影响澳门族群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

澳门是一个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本文论述了影响澳门主体族群广东人和主导族群土生葡人之间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族际通婚、宗教和族群认同。     

一个不愿打内战的国民党老兵:我在第九战区

阴差阳错,求学路上从了军我原籍广东开平,1923年农历四月十五出生于澳门,上面有四个姐姐。父亲长年在秘鲁谋生,最后病死在那里。我小时候在澳门读小学,只读了四年书,     

“一国两制”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国两制”是我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新，它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和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坚持大陆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表现了中国多数人的意志；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有力地保护了少数的特殊利益；单一制国家内，两种制度相容相处，表现了中国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宽容；“一国两制”的逐步实施，中国的民主政治必有新的发展。随着香港、澳门的即将回归，“一国两制”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澳门的多元文化特色及其未来角色

澳门海港独特的发展历史、特殊的国际地位 ,以及中西文化交融形成的过程与特点 ,造就了澳门独自的文化特征 ,并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回归祖国后的澳门将在2 1世纪利用其文化特色与各种海外关系 ,为澳门的发展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进一步发挥对外的中介桥梁作用     

民国时期的广东中医院

广东中医院是今广东省中医院的前身,其筹建过程历经波折,至1933年得以正式开办.该院成为华南地区最有规模的中医医院,医疗业务为社会瞩目,并且对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临床教学起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广东中医院的创办与发展,体现了粤港中医药界维护中医药的决心和毅力;医院的模式也体现着时代特点,在近代中医医院中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试论党的抗日两面政策及抗日两面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曾在敌占区、游击区实行过一种特殊的政策——抗日的两面政策(或革命的两面政策);并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敌人统治区域内普遍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抗日的两面政权。这种特殊的政策和政权,对于在异民族极端残酷的统治下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存、积蓄革命力量,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直至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总结、认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对党的抗日两面政策及抗日两面政权的考察和研究。     

加快培养应用型人才

在本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和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广东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对外经济交流的窗口，必将最先感受这种经济大环境的震荡；同时中央要求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这必将使广东整体经济在本世纪快速发展。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将形成香港——深圳、澳门——珠海至广州地区的强劲经济压差，这种经济压差势头必向我国内陆延伸。我国西南部省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人力资源，这将会引导经济的压差势头向广东的中西部延伸。而肇庆毗邻广州，内联我国西南部，并有优美的自然环境…     

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对医疗援助服务需求研究

通过对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进行调查,系统研究了澳门长者对医疗援助服务的需求情况。结合现有文献,探讨了长者在内地的就医方式、原因与所遇困难,并对长者医疗援助需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近一半长者需要相应的医疗援助服务,尤其是生活照料与家政服务,以及紧急救助服务;然而,这些服务目前还得不到普及,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传播不广与经济费用昂贵。通过有序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医疗援助服务需求的影响,提出了澳门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在医疗体制和养老服务方面开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被迫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工厂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 ,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 ,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虽然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战时政治经济的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展和时局的转换 ,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数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 ,并为嗣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一些条件和留下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模式 ,至今仍有鉴借意义     

虹虹歌咏团与香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虹虹歌咏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她通过文艺活动唤醒国人,成为了抗战时期,香港青年爱国运 动的中坚力量,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走上抗日战场,为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她的历史 真实反映了香港地区爱国进步青年运动的历史传统,她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