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王伐纣到《大义觉迷录》——中国古代的“合法性”理论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的"合法性"理论从殷周之际开始,源远流长。它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主要探讨的是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非统治形式的"合法性"问题。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又可一分为三,即:一是王朝更替之际,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外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三是王朝建立后,继体之君的"合法性"问题。     

有效性: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和有效性 ;现代政治权力在强调宪政制度作为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有效性在自身的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宪政主义 ,还是在新兴民主化国家 ,有效性都对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 ,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大致的正相关联。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与增强

合法性建设是一个政权政治统治存续的核心问题,巩固与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则成为政治统治秩序建设的重点.当前巩固与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有很多,其中经济增长和社会与政治权利建设是主要途径.当代中国以经济增长维持合法性基础,但已出现诸多问题,所以通过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建设增强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式.     

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理念变迁解析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层面，政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国 家的文明水平，影响或制约着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进程。政治理念是政治文明的潜在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从政治理念入手。通过分析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五个理念变迁即政权合法性理念变迁、权力归属理念变迁、权力运行理念变迁、权力控制理念变迁、权力指向理念变迁。      

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虚幻的有效性——洪宪帝制终结的政治思考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试图借用帝制权威的传统合法性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以求政权稳定和延续的体制选择。这一体制选择由于突破了近代社会“合法性”的限度,完全丧失了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和能力,因而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同样成了袁世凯帝制政权终结的催命符。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